文：韓成科
香港疫情正進入新階段，這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每日確診數維持幾千宗，這個走勢很可能會持續一段長時間，要將確診數大幅遏止，目前看來機會不大。二是重症及死亡率較第五波疫情時大幅下跌，反映社會已經初步建立了防疫屏障。三是香港不能長時間對外封閉，逐步開關、大幅減省隔離日數已是大勢所趨。四是期望疫情在短期內消失已是不切實際，抗疫隨時是一場以年計的持久戰，所以在策略上必須有持久戰的思維。五是幼兒和長者是最高風險的群組，成年人在接種之後受感染問題不大，但這「一老一少」組別不但抵抗力較弱，而且接種率極低，成為香港抗疫的最大風險點和短板。
香港進入疫情新階段，需要更科學、更精準的抗疫，更需要平衡抗疫與經濟民生，以往「胡子眉毛一把抓」、畢其功於一役的抗疫手段已經不合時宜。病毒有其特性和規律，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人流如鯽的大城市，要將傳播力極強的病毒全面殺絕，將確診數回復到十位數個位數，機會微乎其微，這是事實，不是主觀意志所能改變。政府當前要做的，是要有持久戰的思維，既要控疫，也要繼續推動社會復常，在手段上要加強對病毒追蹤，加強對高危群組的保護，當中重中之重是推動「一小一老」兩大群組打針。
目前3歲以下幼兒打針率僅約3.73%，情況極不理想，長者接種同樣令人憂慮，據估計目前至少有8萬至10萬個長者未打第一針。新冠病毒對幼兒及長者具有很強殺傷力，並且會帶來嚴重後遺症，近日已逐漸出現幼兒確診後轉為重症的情況。如果這兩個組別的接種問題未能解決，如果之後出現愈來愈多老幼重症，不但令傷亡數字急增，更會再度衝擊醫療系統，令香港抗疫防線出現嚴重缺口。所以，對於「一老一幼谷針」是當前首務。
為什麼「一老一幼谷計」困難？一是政府「谷計」最有力措施，是要求市民必須持有「疫苗通行證」才能進入食肆及其他場所，在這種「半強制」措施下，令大批市民需要接種，否則寸步難行。但對長者來說，有關限制對他們影響不算太大，至於幼兒更有豁免，令他們沒有動機接種。二是他們普遍存在「疫苗猶豫」，擔心疫苗有副作用，因而在有選擇之下盡量不打，這是窒礙打針的主要原因。
特區政府必須消除市民的「疫苗猶豫」，軟的一手，應盡快購入復必泰兒童版，為家長提供更多的接種選擇；也可以為接種的幼兒及長者提供保險，如他們因接種產生嚴重後遺症，醫療費上也有支援；並為家長及長者提供更全面的諮詢服務，設立諮詢熱線及平台，回答他們的疑慮；以至與建制派合作，組織更多義工隊，主動尋找未接種人士，了解他們疑慮，協助他們接種，由「人找針」變成「針找人」等，在宣傳及支援上，推動及便利市民接種。
但毋庸諱言，軟的一手能夠做的不多，市民願意接種的早已接種，等到今日仍然躊躇不前的，多是仍然抗拒接種，不論是出於副作用以至其他原因，總之就是不願接種，這樣不論如何宣傳，如何支援，都不可能令他們接受。這樣政府就需要有更強制的措施。香港也曾經面對接種「樽頸」，當時是如何突破的？就是嚴格推行「疫苗通行證」，要求必須持有「疫苗通行證」方能進入餐廳等場所，當時也引起社會不少反響，但政府堅定執行，結果如何？大批市民還是要接種，否則連食飯都成問題，從而大幅提升接種率。這些強制手段不獨香港有，新加坡、歐美同樣有類似強制措施，原因是不能因為個人自由而損害公眾利益，在維護全社會安全的情況下，強制是有必要也是最有效。
對於在公眾利益問題上政府的引導角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 Richard Thaler）在名為《輕推》（Nudge）一書中，就舉了一個例子，指奧地利的器官捐贈率高達90%以上，但言語、文化、歷史都很接近的德國卻只有15%，主要原因是奧地利政府在資訊上作出引導，預設國民是「捐贈器官」，如不願意須填表格退出，但德國卻相反，最終造成了巨大的差異。所以，在關係公眾利益問題上，政府必須作出引導以至強制，例如香港要推動「一老一小」接種，應該將「疫苗通行證」適用範圍擴大至幼童，以至要求進入學校、幼稚園都要接種；同一道理長者入住院舍都要接種，除非有醫生證明，否則預設就要接種。將接種作為社會的預設選項，通過軟硬手段打消市民的「疫苗猶豫」，否則「一老一小」的接種問題得不到解決，香港真正復常也將遙遙無期，這需要特區政府拿出決心。
作者為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