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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的社論
我相信香港的官員要好好看一看這篇社論
再想想自己做了什麼
令香港社會不斷撕裂
政府政令不行


社論:珍惜累積無形的國家儲備




建國以來幾代人所累積的國家儲備,讓政府能夠在冠病疫情衝擊經濟、威脅民生的關鍵時刻,動用來解燃眉之急。同樣的,在冠病疫情反覆來襲之際,各類複雜的應對措施能得到國人的積極配合,反映了另一種無形的國家儲備之豐厚——人民與政府長期所建立的政治互信。然而跟有形的儲備一樣,政治互信必須持續累積,所以從政者高尚的品格以及政治文化的清明,以及決策者同國民的不間斷溝通及互動,是國家未來再度面對危機時所必需的條件。

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11月27日舉行黨大會,該黨秘書長及內閣總理李顯龍在大會發言時指出,儘管“奧密克戎”冠病變種毒株可能迫使新加坡的重開計劃須倒退幾步,但他有信心我國終能找到與病毒共存的方式。這份信心來自于國人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可這份信任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執政黨長年累月跟國人互動,尤其是忠實履行承諾的結果。同時,國人之間的互信也是重要的因素。

至今,新加坡的疫情基本可控,國門因而能逐步開放,社會經濟活動也有序恢復。“奧密克戎”的出現並不會改變這一總體趨勢。面對各類不便的防疫措施,如外出隨時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堂食和聚會的人數限制,以及對于施打冠病疫苗和追加劑等呼籲,絕大部分國人都予以配合,使得社會在疫情陰影的籠罩下仍然大體穩定,不似許多西方社會,由于民眾對社會精英缺乏基本的信任,導致各種關于病毒和疫苗的陰謀論大行其道,民眾抗爭不斷,社會走向越來越不易癒合的撕裂。

作為反面教材,西方社會應對疫情進退失據,固然有其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文化傳統因素,但民粹主義勢力的興起,卻是罪魁禍首。然而左右兩派民粹主義之所以有壯大的土壤,主要責任還得歸咎于社會精英的失責與失德。從經濟政策過于放任和傾向大企業,導致大量工作崗位流失外國,到提倡與社會基層的傳統價值相違背、突出精英道德優越感的各種用“平等”包裝的激進意識形態,乃至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防疫措施所表現出的雙重標準,讓民眾喪失了對體制的基本信任,因而政令不行,或引發基層的強烈反抗。

西方社會是現代自由民主體制的發源地,本來應當有更高的文明資源來對抗疫情,淪落至此,顯示光有崇高的理念和悠久的制度,並不足以保障政治文化的清明。社會精英尤其是從政者的人品,才是成敗的決定因素。中國傳統重視君子政治,以及西方傳統的貴族政治,強調的都是“治人者”的個人品德。這正是李總理在演說中指出,國會議員和政治領導人須廉潔、個人行為無可挑剔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們認為,有志于公職者不能再以為憑藉過人的聰明才智,優異的學術成績或者無懈可擊的經營、管理記錄就符合條件,眾望所歸。這些才能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自律且願意獻身國家的正確動機和精神,還是不宜投身公共生活。

此外,新一代的國人除了對政治精英有更嚴格的要求,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強烈信念。所以從政者有必要學會聆聽和溝通,而不是停留在居高臨下的宣示姿態。但就如李總理所言,這並不意味着對錯誤的觀點就失去應有的堅持。當然,什么觀點正確,什么是錯誤,有賴于社會對于大是大非有相近的判斷與共識。這種共識跟國人對政府的信任一樣,都是彌足珍貴的國家儲備,必須時刻珍惜和維護。

疾風知勁草,冠病疫情凸顯了新加坡這份國人日用而不知的社會資產,也提醒我們不能坐吃山空,必須時刻培育更多的政治及社會互信。許多國家的民眾已經出現抗疫疲勞,疫情的反覆同樣考驗着國人的韌性,而在這個價值大分裂的亂世,基本互信和共識所帶來的社會和諧猶如空氣,只有當失去了之后,才會意識到其不可或缺。



香港就是西方冥主邪教毒害太深
必須去除西式冥主邪毒
香港才會步入整體智商在線的狀態
而不是跟美歐這些西式冥主下的集體反智主義一樣


西式冥主邪教是愚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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