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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祖康前天呼籲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行動採取更加積極的立場。他說,中國應該對以美國為首的新聯盟進行反擊。

這裡指的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締結的AUKUS聯盟。沙祖康說,這表明在中國旁邊的軍事存在日益加強。因此,沙祖康提議重新審視對美國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他表示 “對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們是否可以再審視一下這一政策,作些微調?比如,我們關于對核國家無條件不首先使用和對無核武器國家、無核區不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變。但是,無條件不使用不適用于美國,除非中美談判達成相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諒解,或者美不再採取任何損害中國戰略力量有效性的消極措施。”

他還說,中國現在的政策確保國家的“道德威信“,但是現在它不符合威脅中國安全的現實。


澳大利亞此前與英國和美國在國防和安全方面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AUKUS,並宣布退出與法國海軍集團(Naval Group)的潛艇協議。這筆價值900億澳元(560億歐元)的交易被稱為“世紀合同”,它規定生產12艘梭魚級(Barracuda)攻擊潛艇。法國外交部長讓-伊夫∙勒德里昂稱澳大利亞撕毀協議是“背后捅刀”,並強調信任遭到破壞。巴黎正在等待澳大利亞和美國的進一步解釋。



熱賣及精選
沙祖康:打壓、抹黑力度空前 中國軍控外交工作急待加強




(圖片來源:環球網)


回顧中國,回顧歷史,中國軍控外交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凝聚着新中國歷代軍控人的心血和汗水,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和豐富內涵的軍控政策和實踐路徑,有效地維護了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僅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營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同時還樹立了中國、中國軍隊負責任的良好國際形象,維護了世界和平與安全。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已進入新階段。全球戰略安全格局正在經歷深刻演變,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打壓、抹黑的力度空前,原來運營良好的國際軍控體系幾近癱瘓。在這一背景下,筆者認為,為了維護中國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發展,中國的軍控和軍事外交工作急待加強。下面,筆者想談幾點體會。

首先,做好軍控工作必須牢記初心和使命。安全不受減損是軍控工作至高無上的原則,也是國際社會一致公認的原則。據此,中國的軍控外交必須堅定維護自身正當的戰略安全和軍備發展利益,為國防現代化建設保駕護航、服好務。因此,我們必須積極運籌與軍事上重要的國家的關係,營造對中國有利的全球戰略安全環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各方共同作出積極努力。

軍控決不等于裁軍,軍隊和裝備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是裁軍還是擴軍,應由維護國家、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的需要來決定。把軍事力量維持在適當、必要和足夠的範圍內,這才叫“軍控”。超越這一需要,則應當“裁軍”。維護和增進安全,才是軍控和裁軍的初心,即安全不受減損。以大家都熟悉的《中導條約》為例,它雖然是美國和蘇聯雙邊談判的產物,但實際上中國對這一談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美蘇商定,只銷毀兩國部署在歐洲的中程導彈,不銷毀射程覆蓋所有亞洲國家的中程導彈。美蘇最擔心中國參加,也害怕中國反對,為此不遺余力地做中國的工作,包括做鄧小平的工作,希望中國能夠接受由美蘇兩家談判締結該條約經中央反覆考慮后決定,發表聲明,強調歐亞安全同等重要,部署在歐洲和亞洲的中程導彈應該同時、同步、並就地徹底銷毀。在小平同志的指揮下,我們動員了所有亞洲國家,包括當年尚未建交和復交的國家,共同一致發聲,最終成功實現了把美蘇部署在歐亞兩洲的中程導彈全部銷毀的目標,有力地維護了中國和所有亞州國家的安全。這是所謂的“軍控”外交服從、服務于國家安全利益的典型案例。此外,在禁化武談判中,中國獨家頂住壓力,堅持老化武必須由遺棄國全面負責銷毀,並取得勝利,迫使日本不得不承擔銷毀在華遺棄老化武的法律責任。禁止殺傷人員地雷的談判,我們也取得了“完勝”。

第二,做好軍控工作必須要由各部門團結、協同作戰。外交部是負責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部門,是中國人民的外交部,解放軍則是中國人民的解放軍,是負責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武裝力量。軍控外交同時也是中國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軍控工作涉及外交、國防、科技、法律、外宣等多個領域,複雜敏感,專業性和技術性都非常強。從事軍控外交的外交官,被國際社會承認,都是各國的精英。從事中國軍控和軍控外交工作的同志必須要熱愛我們偉大的國家,熱愛我們偉大的軍隊,要有一種“胸懷天下、腳踏實地、開拓進取、勇于奉獻”的軍控精神。

從歷史經驗看,我們參與的每一項重要軍控談判,都離不開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以及國內各部門之間的精誠合作。例如,在《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進程中,來自各相關部委和科研院所的同志們群策群力,日以繼夜,忘我工作,前後方一盤棋,對條約涉及的技術、法律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制定了我們的談判方案。談判過程中,我們“里子”和“面子”一把抓,兩手都很硬,既維護了國家形象,更維護了國家的利益談判為完成中國核試驗計劃贏得了時間,幾近完美的《全面禁核試條約》同時促進了世界和平與安全。時任英國裁軍大使邁克爾先生公開稱,中國是《全面禁核試條約》談判的最大的贏家,他甚至提議應給中美兩國代表團發諾貝爾和平獎。在中方的努力推動下,條約妥善處理了條約的禁止範圍、“現場視察”啟動機制、條約生效條款等難點問題,受到除了印度一家的各個國家的的高度評價。筆者認為軍控人必須“敢于鬥爭、勇于勝利”,加強溝通交流,形成合力,一致對外。

第三,做好軍控工作要審時度勢,開拓創新。當前國際戰略安全環境正發生重大轉變,多邊軍控鬥爭更趨複雜尖銳。筆者認為,在發揮中國傳統軍控優勢政策的基礎上,應與時俱進,大膽地解放思想,主動謀變,多一些創新思路。

比如,美國企圖強拉中國參加核裁軍,閉口不提英法,俄羅斯實質上支持美國立場,但躲在美國後面。許多無核國為美蠱惑,跟在後面“哼哼”。基于中國歷來主張全面禁止並徹底銷毀核武器及“兩超率先”的一貫原則立場,筆者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宣布,中國一定會參加核裁軍、一定會參加核透明、一定會接受核核查。因為中國發展核武器就是為了反對核訛詐、打破核壟斷,中國自擁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中國主張全面禁止並徹底銷毀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中國參加核裁軍只是個時間問題,具體時間取決于美國在削減其核武器及運載工具等方面的進展。
關于無條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使中國占據了國際道義高地。當下,並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美國將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甚至敵手,同時將大力發展各種新興軍事技術和非核戰略力量,在中國周邊構築新的軍事同盟、加大軍事存在,中國面臨的戰略壓力在不斷加劇。對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們是否可以再審視一下這一政策,作些微調?比如,我們關于對核國家無條件不首先使用和對無核武器國家、無核區不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變。但是,無條件不使用不適用于美國,除非中美談判達成相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諒解,或者美不再採取任何損害中國戰略力量有效性的消極措施。

又比如,“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多邊出口管制機制。多年來,中國從戰略上考慮,儘管不是MTCR成員,但一直嚴格按照MTCR有關規定辦事,對導彈及其技術出口進行管控。我們還鼓勵自己,說自己的表現如何積極。但近年來,美國不斷放鬆對韓國等國的導彈發展限制,升級在日、韓部署的反導系統,加碼對台灣的軍售,籌劃在中國周邊部署陸基中程導彈,強化周邊軍事同盟,加大對中國的戰略遏制美國在MTCR機制內大搞豁免,採取雙重標準,嚴重威脅中國戰略安全利益。我們會否繼續接受美國的領導,是否可以重新考慮,有沒有必要繼續留在MTCR,或者繼續遵守MTCR的相關規定?我們是否應該根據自身安全利益,有針對性地制定自己的導彈出口標準?

除了MTCR,對于其他多邊軍控條約,我們都不應該助長“美國特殊”、“美國優先”的風氣。比如伊朗核協議,美國退約,中國、俄羅斯和歐洲三國仍在履約,這等于變相承認了美國的特殊地位。筆者的意見是美國退約,大家都退約,不搞特殊化。同樣,在朝核問題上,我們口頭上說,要平衡執行安理會相關決議,也就是所謂可逆的條款。美國必須嚴格遵循同步對等的原則。朝鮮已經採取了炸毀豐溪里核試驗場等措施,而美國迄今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來回應朝方關切。為推動半島核問題的妥善解決,美國理所應當地應在取消對朝敵視政策、解除對朝制裁、向朝提供安全保障等問題上有所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應只是口頭上重申這一立場。我們還可以宣布,如果美國不全面準確地執行安理會決議,中國將採取有關措施,這是美國唯一能夠聽得懂的語言!


(圖片來源:環球網)

第四,做好軍控工作必須要夯實機制保障和重視人才培養。中國應該要有一支“打仗和準備打仗”的軍控隊伍。長期以來,我們已形成了諸多行之有效的軍控工作機制,比如703辦公室,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和專家力量。這是維護中國國家戰略安全利益的寶貴財富,也是軍控事業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后疫情時代,國際形勢發展瞬息萬變,可以預斷,軍控工作必將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隨着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上升,越來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理應擁有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過硬的軍控隊伍,全面深入參與國際軍控博弈,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參與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了解中國國情、具有全球視野、熟練運用外語、通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談判的專業人才。確實,專業人才十分重要。在軍控領域,機制的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是建設一流軍事強國的兩個輪子,互為支撐。現行的和未來的軍控條約的好壞,必然會影響和制約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我們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強化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加強人才培養和儲備,確保我們的機制和隊伍可持續發展並不斷壯大。我們應當將之提升到戰略高度來認識,筆者曾經有幸和中組部相關高層領導探討過這個問題,詢問他,小平同志當年提出的中國幹部必須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政策,今天是否有變化?他說,沒有變。因此,筆者認為,幹部還是要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自不必說,年輕化也必不可少。

作為軍控隊伍的一名“老兵”,筆者期待更多新同志投身軍控工作,也相信一代人比一代人強。

(本文作者曾擔任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團長,之后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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