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瀏覽: 1,211
  • 回覆: 4
  • 追帖: 1
  • 分享: 1
+3
導語:作為香港半個多世紀裡爆發的最大政治危機,修例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和改變已經切實發生。可以說,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和今年的選舉制度改革,都是修例風波必然結出的「果」,也都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頂層設計的延長線上。後續地,隨著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常態化,更多的動作亦不會令外界感到意外。

對於處在十字路口的香港來說,往前看,迫切需要積極作為改善經濟民生;往後看,也必須甩掉包袱儘快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在這個過程中,凝聚社會的共識顯得尤為重要和必要,而凝聚共識的前提,便是有效的溝通,包括香港內部之間的溝通,當然也有香港與北京之間的溝通。今次多維新聞與內地媒體人靖海侯圍繞香港問題對談,意在提供另一種溝通的思路和可能。

多維:你作為內地媒體人,在香港親歷了五年時間裡香港或大或小的變局。今天回過頭來看,你怎麼看待這些變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靖海侯:甫到香港,我經歷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誓風波」。不少反對派候任議員在議事堂上演「跳梁秀」,其中「港獨」分子甚至公然打出了「HONGKONG IS NOT CHINA」的條幅,立法會混亂之景象讓人驚愕。當時我寫文章形容,「平日璀璨的維多利亞港,正消寂於氤氳中,混沌一片」。




大批香港市民響應民間人權陣線號召,2016年11月6日上街遊行,抗議大陸全國人大就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左三)向遊行人士叫陣。(香港01)


之後幾年,又經歷特首選舉、香港回歸20週年、修例風波、區議會選舉,見證了香港的悲喜錄和「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起伏震盪。在修例風波前,我就認識到香港政治問題的嚴重性,並將之概括為一種「政治生態病」。去年6月,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坦言:「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此判斷亦是我一直以來對香港問題的理解。

香港問題的出現以致爆發,沒有偶然性,只有必然性,或者說偶然是必然的表象。「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當憲制秩序尚不能在香港社會全面確立,「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等基本概念尚有各種認識上的偏差,香港政治生態只能處於「荒蠻」狀態,亂象、亂局一定廣泛存在。

所以我在文章中頻繁引述張曉明的上述講話,認識到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就端正了認識論、找到了方法論。香港要再出發,從困局中突圍,最有效、最徹底、最可持續的路徑就是回到原點、回歸初心,正本清源並撥亂反正,把基本的政治秩序、規矩、倫理、底線立起來。憲制秩序是嚴肅的,不能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各自解讀、多元解讀、肆意解讀。憲制秩序是社會的根本基準,任由其缺失或者走樣,香港的政治發展一定會偏航,社會撕裂和內耗一定會持續加劇。一年來中央所做的事,無論是香港國安立法還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就是要讓香港社會重新找回基準,為香港發展再次打牢「地基」。


多維:你提到香港問題的爆發沒有偶然性,只有必然性。面對這樣的必然性,中央從這些風波中做了怎樣的反思?因為香港的憲制秩序、「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等在香港社會得不到認可和擁護,固然與香港本身的泛政治化有直接關係,但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在中央,按照權責統一的邏輯,這樣的局面中央也有一定責任,畢竟2014年才有了第一份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才第一次提出了「全面管治權」。你曾提到「中央對香港太好了」,政治層面撥亂反正後,接下來中央對待香港的態度會有何變化?

靖海侯: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澳門視察時曾指出:「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澳門要繼續揚帆破浪砥礪前行」。我理解,這話說予澳門亦說予香港,說予特區亦說予中央。在香港回歸近25年的實踐歷程中,「一國兩制」在探索中前進,也一直在實踐中反思。

但香港問題惡化至修例風波,我想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社會的刻舟求劍和不能與時俱進,二是中央一直期待香港社會自己完成調整、適應和跟進。但這不意味著直到2014年白皮書中央才認識到手中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今天2月份,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到「愛國者治港」原則時說這是「老調重彈」;同樣的,我認為2014年白皮書談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也是「老調重彈」。「全面管治權」與香港回歸是伴生關係,點出來只是重申和強調。

就我個人的體察和感悟,有兩件事在中央層面是一以貫之的:1.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從來沒有改變,香港的憲制秩序從基本法通過時就已確定,即一方的「全面管治權」和一方的「高度自治權」早已釐定清楚;2.「一國兩制」的初心從來沒有改變,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設計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這兩個沒有變,決定了香港撥亂反正前後中央對香港管治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https://www.dwnews.com/香港/60239392/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何解與資深媒體人對談


中央應該警告,要是香港再有一次暴動,就取消特區!!實行一國一制!!香港漢奸太多了,唯有中央直管,才能震懾外國間諜與代理人!!!



多維:在香港期間,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深入到香港之前和之後,對於香港的認識和理解有沒有很明顯的不同?具體是什麼?
靖海侯:香港於內地人,曾經是夢想之地,一度形塑了很多人對現代社會的看法。所以我之前說過,當香港發生修例風波,東方之珠陷入暴力陰霾中,無論是情感上情結上、情理上情勢上,都很難讓內地人接受。就我個人而言,香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多元複雜,這包括:既開放又封閉,既現實又虛妄,既有序又無序。當然,在我到香港之前和到香港之後,會自然發生認識和理解的變化,主要觸因還是政治問題,即夢想的香港與現實的香港有分離,甚至可以用張愛玲的話說,「一襲華麗的袍子,裡面爬滿了蝨子」,特別是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問題。


多維:你在一篇題為《我所認識的香港反對派》的文中寫道:「去年修例風波,暴力持續升級,但靖海侯一直不以為可怕。直到有一天,在時代廣場裡,在城市廣場裡,在中環IFC裡,看到無數年輕人聚在一起,高唱『港獨』歌曲,而不少路人停下來加入其中的時候,那種氛圍,那種場面,讓靖海侯驚心了。」當反對派的理念已經深度下沉,當修例期間兩百萬人走上街頭,香港的問題就已經不是一小撮反對派的問題了,而早已成為一個結構性問題。可否展開來談談從一開始的「不可怕」到後來的「驚心」之變化?

靖海侯:修例風波中的大部分暴動現場,我都去過。所以「不以為可怕」,有三個原因:一是我相信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央,都有制止、扭轉局面的手段和力量,只是何時用、怎麼用的問題;二是我發現這些暴力破壞者的粗野和瘋狂,完全不能代表文明,完全不能代表香港一種新的前進方向,其言行近乎「野蠻的衝動」,不配與理想同行;三是我所接觸的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偏好和平穩定,也沒有那麼強的政治訴求,社會所表現出來的集體狂躁現象被渲染了,或者說被傳媒刻意放大了。而所以「驚心」,是對態勢的擔憂,對後遺症的預見,即對如果不能迅速果斷止暴制亂所可能引發的持續的社會影響有些焦灼。



香港百萬人走上街頭,打著寫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喊著自己也不解其意的口號。(路透社)



激進反對派的基礎是社會基礎的「膿瘡」,這種基礎可以潰敗也可能惡化,而在沒有強力干預的情況下,任其肆虐生長,它必然會擴張、蔓延以致汙染社會的更大部分,這就會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夯實社會政治基礎」造成禍源。所以,止暴制亂的意義不僅是讓社會重回安定,還是制止反中亂港理念在香港社會生根,避免其成為社會主流思潮。畢竟年輕人是很容易被煽惑的,而暴力得到放縱,會釋放人性中惡的成分,把用暴力手段反政府反權威視為理所當然。

多維:同樣是在上一題中提到的文章中,你列舉了在香港期間的接觸過的反對派,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港獨」分子、黑衣人、蘋果日報的資深記者等,並在羅列之後總結到——他們牢騷滿腹,都很健談,似乎也願意和不同政見的人作私下的交流,而私下的他們,看上去都很「平常」。這裡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看上去都很「平常」的人,為何會一夕之間成為「暴徒」?究竟是群體心理學所解釋的「烏合之眾」效應還是很多人不自知、未經思考所展示的「平庸之惡」?

靖海侯:任何人都不會一夕之間成為「暴徒」。暴徒在修例風波中集中出現,首先既不是「烏合之眾」,也不是「平庸之惡」,而是「社會之罪」。大是大非問題上長期習非成是,連日本侵華、鴉片戰爭這種歷史都被歪曲,畸形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不少香港年輕人,已經被香港生態問題所荼毒,模糊乃至顛倒了是與非、黑與白、善與惡和公與私的價值判斷,或者說,他們已經分不清了。

「私下的他們,看上去很平常」,是一種假象,一旦相應的社會場景出現,他們就會在群體行動中表現出價值觀的扭曲,凸顯思想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或者成為黑衣人,或者成為所謂的「鍵盤俠」「冷氣機師」,但本質上都是「社會之罪」的受害者,又成為了加重「社會之罪」的幫兇。所以我幾年前就寫過評論文章,指出「香港社會需要一場集體反思」。而當下香港撥亂反正,也正是要剷除這種「社會之罪」的土壤,銷燬造就「烏合之眾」和「平庸之惡」的種子。


多維:從去年的國安法到今年的選制改革,都屬於很「硬」的,接下來很迫切地需要從「軟」的層面發力,否則之前的「硬」不僅變成了霸道,而且其正義性也會被消減和折損。我們現在很關注如何在內地和香港之間進行有效溝通和重建互信的問題。以你的經歷經驗,內地和香港的有效溝通和重建互信最大的阻力和難點是什麼?具體到實踐上,有哪些是可以有所作為、有所突破的?

靖海侯:我不同意你的理解。香港國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屬政治法律上的基本動作,屬構築香港特區的「地基」,不是可有可無的,甚至都不應當是今天才進行的,其有天然的正義性。其理想的實施狀態是「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即如陽光空氣一樣成為香港社會的一部分。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香港回歸時就建立了這些規矩和秩序,香港絕不會出現「旺角暴亂」、宣誓風波和修例風波,反對派也不會有今天分崩離析的局面。香港國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都是正本清源之舉,無所謂「硬」也無所謂「霸道」,可以理解為「亡羊補牢」,為得是香港有軌執行,是確保香港穩定良性發展的防護機制。

不過我同意你說的兩地要增進溝通和互信的觀點。很明顯,香港政治問題的很多表現都與此有關,正是溝通訊任不足為質疑、排斥、恐懼乃至對抗埋下了種子。這方面的阻力和難點有很多,但最關鍵的還是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識問題即香港社會是不是相信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會變的誠意和決心是不是可以讓中央放心「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會變形、不會走樣,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我對兩地增進溝通訊任很樂觀,因為香港已經在撥亂反正,中央已經在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國安立法會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底線明確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沒有變,市民的自由依然充分且有保障,雙方面的信任基礎從根本上就會得到夯實。在這個新的起點和基礎上,原有的誤會和爭議會消解,中央對反對派會有新的期待,溝通的屏障會開啟。

具體到實踐層面,我覺得至少有兩項有標誌性意義:一是香港市民普遍認為自己是「中國香港人」,即身份認同問題的解決;二是香港反對派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有序參與,並主動保持與中央溝通。



多維:你在《人心回歸藩籬: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一文中提到的存在於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雙向誤解,我們也是很有共鳴的。其實香港對內地的誤解是不難想象的,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但內地對香港的誤解,可以說因修例風波才最大限度呈現出來。你在文中也寫道,「因為政治問題,內地一些人有了認知的偏差,產生了情感的障礙。他們從愛到恨,從關注到麻木,從重視到不屑,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面對內地對香港的認知偏差和極端化這一結果,從內地媒體的維度,該作何總結和反思?



靖海侯:此前我在文章裡寫過一段話,剖析香港話題為什麼讓內地人感覺很沉重,這裡再次摘錄如下:「說它沉重,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1.今天的香港與我們記憶的香港相差甚遠,情結上難以接受;2.我們都瞭解香港的歷史,她關乎一段國家貧弱時期的屈辱記憶,好不容易恢復行使主權,把它拿了回來,沒想到她如此「離心離德」,情理上難以接受;3.我們也都瞭解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把能給香港的優惠政策都給了,能照顧的都照顧了,懷著巨大的誠意給了香港在世界其他國家絕無可能給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權力和寬容,情感上難以接受;4.香港回歸23年了,香港的政治局面並沒有持續改善,而是不斷惡化,甚至出現了回歸以來,乃至196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種發展情勢也讓人難以接受。」正是因為難以接受,所以才有「愛之深恨之切」的情緒。



修例風波期間,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接受香港01採訪,詳談撕裂的陸港輿論場如何跨越「平行時空」。(香港01)


內地對香港的情緒變化,主要體現在自媒體上。要避免其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關鍵是認識到香港問題的歷史性,認識到香港今天正發生的變化。首先是正視問題,比如承認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其次是看到問題正在解決,比如香港國安立法後再無可能重現「修例風波」;還有就是體察香港社情民情,看到市民向穩向好的普遍訴求。內地自媒體應往前看,在外部唱衰香港的時候為其加油,在別人否定的時候為其鼓勁。最關鍵的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市民是我們的同胞,內地自媒體應該抱有「不拋棄不放棄」的理念,把香港的故事講好,讓人看到香港的前景、樹立對香港的信心,也讓香港社會更能感受到內地人於香港的樸素情感。

多維:修例風波期間,我們看到,內地媒體和香港媒體的報導基本上近乎平行時空,即便面對暴力這一基本問題,也呈現出兩種全然不同的圖景。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很多圍觀者像是「盲人摸象」,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立場先行地只願意去關注自己願意去相信的部分。對內地和香港媒體來說,走出平行時空的桎梏是可能的嗎?

靖海侯:兩地媒體報導上的「平行時空」或曰「體內迴圈」現象客觀存在。但這種現象有弊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修例風波中的暴力暴動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政治上是奪權與反奪權,社會上是反法治與守護法治,在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上面要求內地媒體給暴力暴動以同情和理解,是一廂情願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裡我們其實談論的還是修例風波的性質問題,是其折射的主要矛盾問題,是可不可以與反中亂港勢力調和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很明顯,內地媒體把國家利益擺在了前面,他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妥協讓步

內地媒體反暴力,不能說是「盲人摸象」。暴力在任何的法治社會都不會被容忍,從內地看香港如此,大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的態度也是如此。如果這也是「立場先行」,那我認為這種「立場先行」體現的是政治文明、社會文明、法治文明,是不應當被否定反而要被褒獎的。當「裝修」「私了」成風,城市基礎設施成為攻擊破壞物件,暴力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而止暴制亂再嚴厲都情有可原。其實,香港社會應該為今天香港新的局面感到慶幸,果然暴力也成為香港社會的一種風潮乃至價值觀,今天香港要償付的代價會更大,要償付代價的人會更多。我們常講要「矯枉過正」,就是不給暴力以任何幻想和空間。

要走出內地和香港媒體「平行時空」的桎梏,不是沒有可能,關鍵就是我說的確立討論的基準,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理順了,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上有共識。在這方面,一些香港媒體需要反思。如果還是像修例風波期間「與黑衣人同行」那般,這種桎梏不可能打破,反而可能引致枷鎖上身。因為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是反中亂港分子的「幫兇」了。所以我之前在文章裡說過,反對派要從修例風波中汲取教訓,香港媒體也要在修例風波後調整定位,這是關係到他們生存發展的問題,不容有僥倖心理。


多維:「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這句出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姜恩柱的話,常常見諸媒體報端用以表達對香港問題之複雜難解的感慨。香港的確足夠深奧,以至於今天所見的很多問題與矛盾,都或多或少參半著複雜的歷史與現實的因素,也不可避免需要溯源到中西文化和文明的維度去理解。可如果丟掉這些歷史和政治包袱,香港卻又一點也不深奧,因為說到底實踐才是檢驗一切的標準。接下來,香港迫切需要從政治的執拗轉向對經濟民生的重視上來。結合你在香港的親身經歷,怎麼理解「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在轉變與實踐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和風險是什麼?

靖海侯:香港說深奧也深奧,也不深奧也不深奧。在香港社會「泛政治化」下,我們需要的恰恰是要將複雜問題簡單化。這也是有理由的:1.管治的目的無非就是一個,為「人民謀幸福」,香港不是例外,這也是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初心;2.說香港深奧,原來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釐清,而在香港國安立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重建,行政和立法關係得到理順,社會的主要矛盾會發生變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新的工作重心已經清晰起來,特區治理效能會得到極大提升;3.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具體施政能力將成為考評官員的重要方面,將倒逼香港選拔使用真正有為的管治人才,特區政府攻堅克難的能力將更有保證。

當然,推進香港變革,阻力和風險不可能消除。但最大的阻力和風險已經不在於政治掣肘,而在於決心有無和人才得失。要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必須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必須照顧基層和普通民眾利益,這就需要特區政權機構釐清與商界的關係,平衡好資本主義社會下政府與社會的角色關係,體現新的責任擔當,並真正能夠把有心有力為市民服務的人才選用起來。


多維:人們常說,少年強則中國強,同樣的邏輯,少年強則香港強。而香港修例風波讓很多人開始擔憂香港年輕人的出路和未來。總體來說,你對香港年輕人樂觀嗎?對於這些經歷過甚至深入參與到反修例風波中的香港年輕一代而言,從長遠看,這些經歷又將如何型塑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靖海侯:修例風波時,不少人表達了對香港年輕人的失望,甚至有人認為對「一代兩代都不再抱有希望」。我不這麼認為。在香港多年,我接觸過各種政治光譜的年輕人,他們或有迷思但不是不可救藥,或感迷茫但不是不能反躬自省,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一如其他人。崇尚向好、向前、向上,就是可以對香港年輕人保留耐心和信心的最大理據。可以預見的是,在香港撥亂反正後,社會重回穩定,經濟再尋突圍,香港年輕人在健康的社會環境下會重新投放能力和精力,開始新的有價值追求的人生。作為社會的未來,他們是一定的;在社會的未來有新的作為,他們是一定的。這是歷史的必然,不會改變。時代會塑造他們,也會成就他們。

對參與過修例風波的香港年輕人而言,他們有的或已償付代價,有的或已從同路人償付的巨大代價中開始反思。修例風波將成為他們人生中的大事件,但也正因如此,他們將更懂得走正道、順大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修例風波會帶給他們深遠的影響,甚至讓他們負重前進,但也不是壞事,反而可以幫助他們保持清醒,堅定所應該堅定的,奔赴所應該奔赴的。若干年後,當他們看到香港今天要走的路,正是奠基他們人生成就的路時,他們會更加明白家與國的關係、穩定與繁榮的意義。



可以一讀  


[隱藏]
多得互聯網, 互聯網可以將信息瞬間傳播。可以不分時間, 不分空間地影響每一個人。如果這時有人在網上發佈反華信息, 咁就可以瞬間改變全社會成為反華社會。


[按此隱藏 Google 建議的相符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