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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情有獨鍾德國汽車。
30%唔賣中國可以賣去美國咩。

https://www.dw.com/zh/德语媒体中国陷阱与中国情结/a-57426722

《法蘭克福匯報》批評德國企業高管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由于受到經濟利益的牽制而不敢發聲,是為“中國陷阱”;而《商報》則評論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從過去的“優越感”轉變為被宿命論支配的複雜“中國情結”。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企業尤其是汽車製造商對中國市場具有依賴性,導致企業高管在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時不敢發聲。《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指出,利益上的牽制使得德企高管陷入了“中國陷阱”。這篇文章開篇指出,如果按照道德準則來衡量企業高管的工作,那麼失望就是註定的。“這一點在以下這個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西方企業究竟還能和威權統治的中國做哪些生意?”
眼前的局面是,“中共在面對西方企業的時候早已採取了一種極為自信的路線方針,而正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具增長力的市場的地位給了它這種權力。作為價值數萬億市場的守門員,北京可以決定,誰能夠被允許參與這部名為‘中國製造’的傳奇成功故事。”
作者Sven Astheimer指出,不久前H&M、耐克和阿迪達斯等國際知名服裝和運動品牌就領教到了北京這一權力的“厲害”。在簡述了“新疆棉”爭議引發的一系列抵制風波之后,作者接着指出,其實哪個領域對中國的依賴性都比不上德國汽車工業。“今天,德國汽車製造商出產的汽車中平均三分之一都是銷往中國。大眾的這一比例更高,甚至達到40%左右——而且還處在繼續上升的趨勢。
“如果大眾總裁迪斯(Herbert Diess)突然在人權的問題上對北京直言不諱,對方會不會做出讓步呢?甚至如果他決定把大眾設在新疆的那個從經濟角度來看毫無意義的工廠關閉的話,又會怎樣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讓企業去尋找其它市場來取代中國業務,這樣的提議不僅對于汽車製造商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包括巴斯夫(BASF)和西門子(Siemens)等其它工業行業的巨頭,在可見的未來也無法找到真正的替代方案。”那麼,這些企業高管是否就應該心安理得地躲在這樣的藉口後面,對人權問題充耳不聞呢?作者指出,這樣的想法也太簡單了。“ 因為即使是德國國內的監管機構,也開始通過供應鏈法規等形式來施加更多的壓力,從而加強對原產地勞動條件的關注。對于那些深陷于中國陷阱的高管來說,除了作出道德上的姿態之外,還可以做一些其它的事情,比如在很多平時的場合表達對于價值觀和基本人權的態度。”文章給德企高管“支招”:可以從小處入手,比如維護其在華員工的權益等等,這些倒不至于立刻招致北京的懲罰。作者最后總結道:“由小步組成、思路明晰的企業政策,可以幫助他們在這樣一個框架條件受到越來越多壓制的環境中,劃出一些重要的紅線。”
其實這種在面對中國時的複雜心理,也並非只是困擾着德國企業高管,歐洲政客又何嘗不是如此。《商報》駐布魯塞爾首席記者Moritz Koch撰寫的最新一期《歐洲專欄》評論文章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過去曾對中國有某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如今這種優越感已經被一種複雜的“中國情結”所代替。
文章指出,中國這個威權大國的崛起給歐洲帶來危機感,“過去我們對自己有多自信,現在就有多麼的不自信:中國已經證明,政治上的開放既不取決于經濟上的成功,而且經濟成功也不會自動帶來政治開放。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對于民主參與的需求非常有限,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不是韓國。”更糟糕的是,在眼下似乎北京什麼都做得比西方“更好”:“不管是抗擊新冠疫情,扶植高科技產業,規劃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還是研發酷炫的手機應用。如果西方這個概念仍然存在的話,那麼它原有的優越感早已經被一種複雜的中國情結所代替。”
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指出:“比經濟上的依賴更可怕的是,我們在面對中國的時候陷入某種宿命論的陷阱,連德國聯邦政府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總理府,都未能倖免。如果民主國家連基本的自信都沒有了,那麼這場和新威權主義之間的制度競爭就已經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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