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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根本一早就開始勾結外國勢力

大把大律師,法官重係公民黨地下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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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由盛轉衰」全過程 由「家傑」、林鄭契仔變北京眼中釘
政情
撰文:林劍
2021-04-15 19:45
最後更新日期:2021-04-15 19:49
因民主派35+初選案被起訴的公民黨前成員楊岳橋、譚文豪、郭家麒,以及獲准保釋的區議員李予信,向前黨友發聯署信,指公民黨在立法會層面再無參政空間,區議會亦可能面臨同樣命運,形容公民黨「已完成歷史任務」,呼籲解散。

在信中,隱約可見四人透露出一種訊息:再不拆夥散隊,公民黨人可能面臨嚴重安全風險。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於截稿前暫未回覆查詢,執委會僅說會「積極重整發展方向」。但無論如何,公民黨於今日政治局面下前景成疑,政治生命已是「命懸一線」。


喬曉陽曾親切問道:「家傑來了沒有?」

公民黨於2006年成立,前身是關注政改的「《基本法》第45條關注組」。成立初期,該黨曾被視為民主派溫和派代表,與特區、中央政府關係不俗,但自2010年五區總辭、政改爭議後,路線開始出現變化。

2003年,香港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多名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包括余若薇、梁家傑、陳景生、陳文敏、戴大為和湯家驊等,成立「23條關注組」,反對23條立法。到特區政府擱置立法後,成員將組織改組為「《基本法》第45條關注組」,探討如何落實2007年及2008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至2006年,這批人士改組成公民黨,正式成為民主派第二大板塊。由於成員大多是具有專業背景的社會精英,尤以法律界人士佔大多數,故有「大狀黨」之稱。

網羅專業精英 曾以執政為目標

成立早期,公民黨人士被認為路線溫和理性,與傳統大黨民主黨相比,公民黨網羅資深大狀、學者等「藍血」精英,定位更高,當年就以執政為目標。

公民黨創黨初期,與中央政府關係不差,創黨主席關信基當時指,公民黨對中央政府非常友善,無任何敵意,中央亦未視該黨為敵人。據梁家傑憶述,2005年時任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到港時,與他關係相當不錯,甚至在聚會中親切地問到:「家傑來了沒有?」在當時,公民黨反而會被一些當時的激進派社民連支持者嫌棄,揶揄為「公民袋」、「功能黨(意指參加功能界別選舉)」。

劉兆佳:中央對早期公民黨期望甚高

2006年底,泛民主派由於不希望時任特首曾蔭權在無對手之下連任,決定派人出選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推舉梁家傑出選。當時激進派對於公民黨派人出選相當不滿,「長毛」梁國雄一度指罵梁家傑「可惡、無恥」。當時中央雖然在言語上對民主派派人參選吹淡風,時任國務委員唐家璇表示反對派的候選人「不可能當特首」,但其實未有具體行動封殺。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向筆者表示,中央對於早期的公民黨期望甚高,希望他們可扮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當憲制框架內的開明派,推動香港社會發展。

2009年組「公社聯盟」搞五區公投 林瑞麟嘲:良禽擇木而棲
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2009年。該年初,梁國雄提出民主派在五個立法會地方選區各派一人辭任,通過補選發動「變相公投」就政改議題施加民意壓力。當時計劃在民主派內一直沒有太大響應,直至同年9月,公民黨響應加入行動,兩個原本「大攬都扯唔埋」的政黨一拍即合。
最終補選在建制派和政府杯葛下,投票率只有17.1%,而沒有參與行動的民主黨,則和中聯辦談判得出「超區」政改方案,並獲立法會通過。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政改議案總結發言期間,更直接點名公民黨,指不論是五區總辭行動,還是否決2012年政改方案,都是背棄了「良禽擇木而棲」的道理,呼籲他們「懸崖勒馬」。
2010年政治一役後,民主派板塊產生變化,民主黨被激進泛民狙擊,公民黨自身亦因為2011年外傭居港權爭議(該黨大律師李志喜被指協助在香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外傭提出司法覆核爭取居港權,但實際上官司與黨派立場無關),政黨形象受打擊,同年底區議會選舉派出41人參選,只得7人勝出。
本土派崛起後重回溫和 郭榮鏗曾被指有資格當特首
2012年,本土派運動興起,激進一翼由本土派包攬,公民黨在新形勢下顯得「面目模糊」,一方面部分成員如毛孟靜,主張香港「抗赤化」,自組「香港本土」;另一方面其他大部分成員,與本土派關係不佳。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現場示威者基本上已不受泛民政黨控制。翌年政改方案遭到否決後,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驊退黨,自組「民主思路」。
不過正如上文所述,公民黨與新生的本土派關係一般,而且政治主張傾向維持現有體制,與本土派大相逕庭,令公民黨出現修改與中央與特區政府關係的契機。2015年政改爭議中,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甚至點名該黨的郭榮鏗,應有資格入閘選特首。
梁家傑曾見張德江 關係一度回暖
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公民黨派出楊岳橋參選,與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直接對碰。競選期間,楊岳橋被質疑太溫和,例如稱香港法治仍「有險可守」、抗爭必須有底線、要摧毀獨立的司法制度就要「over my dead body」等,被本土派支持者不斷「回帶」攻擊。

同年本土派被大規模DQ後,公民黨形象基本上已變回傳統泛民。2016年5月,時任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破天荒與包括4名泛民在內的立法會議員近距離接觸,梁家傑是與會者之一,一度被視為中央「吹和風」、與泛民重建關係之舉。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上任後,公民黨與政府關係不俗,林鄭甚至吸納過其一手樓空置稅建議,被建制派戲稱為「林鄭契仔」。
修例風波改變一切 求外國制裁成「死罪」
不過2019年修例風波,改變整個民主派生態,包括公民黨。其一,公民黨議員經常現身示威現場,不時與警察爭論,但一直拒絕與暴力示威割席,被質疑「縱容黑暴」;其二,公民黨成員曾經多次聯繫外國,建議就「警暴」、人權等問題制裁中國和香港,郭榮鏗、楊岳橋更曾親赴美國遊說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其三,郭榮鏗在政治環境對立下,自2019年10月立法會復會後,以內會主席選舉主持身份,拖長程序導致7個月都未選出正副主席,被港澳辦、中聯辦狠批。
結果在去年原定的立法會選舉中,公民黨多人被DQ,包括郭家麒、楊岳橋、郭榮鏗、鄭達鴻,理由皆與「要求外國制裁」有關。同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更頒下決定,撤銷郭家麒、楊岳橋、郭榮鏗立法會議員資格,導致民主派總辭抗議。

公民黨近半年出現退黨潮,多名區議員先後離開,被控違反國安法的楊岳橋、譚文豪、郭家麒、李予信,亦退出公民黨,黨內已開始醞釀解散聲音。聯署信言辭如嚴正提醒 勿步後塵
今次四人聯署信中,字裡行間流露一種勸告、提醒的口吻,不論是「公民黨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以智慧行事,以免有更多的黨友陷於絕境」,潛台詞似乎指向:作為因政治案件而被控罪的前黨員,四人已確切感受到公民黨危機四伏,如黨友繼續以公民黨牌頭行事,面對的風險愈來愈高,希望舊黨友勿步他們後塵。
事實上,公職人員宣誓修例正於立法會審議,政府建議的「負面清單」中,就包括「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事務」;在政治上,如區議員繼續以公民黨身份行事,始終存在一定風險,或許如4人所言,作出抉擇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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