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言下之意就是說祭祀與戰事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戰事是國家的頭等大事,這個很好理解,畢竟毛帝也講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那麼為什麼祭祀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呢?
自顓頊“絕地天通”之後,祭祀權被統治者所壟斷。表面上看,祭祀不過是拜祭天地鬼神,祈求神靈庇佑、希冀免災獲福而已。但實際上統治者是藉此儀式統合人心、鞏固統治地位,因而祭祀的本質也就變成了統治者合法性的宣示。
因此,祀之為國家頭等大事,是緣於祀即統治的合法性。而且祀還排在戎之前,故統治合法性比戰事還要重要,是國家政權第一大事。
統治的合法性,與《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道”,是一個意思,即“令民與上同意也”。所以,此處所說的合法性,不是從體上而言的、而是從用上而言的。也就是說,用不着給“合法性”下個精確的定義、再來判斷統治者是否合法,而是要令大眾、尤其是社會精英們相信統治者的統治就是合法的。為什麼要這樣理解呢?因為祭祀,就是宗教式的神聖儀式,說穿了就是藉著神聖的儀式對大眾進行洗腦。
而周公所制定的周禮,把這種方法貫徹到了極致。因為禮制把儀式融入了生活之中,長期醺染、潛移默化、變成習慣,成了定勢思維。當然如果這種制度成功,其統治是牢固的且成本也是很低的。祗可惜儒家把這個方法用反了,因為精英、貴族是很難被洗腦的,而最容易被洗腦的是普羅大眾,故“禮不下庶人”終歸還是要“禮樂崩壞”的。但是人家那個教就很成功、信仰很堅固,也不必講什麼邏輯道理,祗消從小到大每天朝聖城五次跪拜可也。戈培爾博士的真理論大概也是這個邏輯。
當然,現代國家政權不再以祭祀來宣示統治的合法性,而是以立國的意識形態和領袖作為旗幟進行宣傳、並且擯斥和反駁任何與此不相容的言論。既然任何與旗幟不相容的言論都不允許,政府的言論當然更不能與旗幟自相矛盾、而最多也祗能按需要進行技術性的詮釋。
軍事力量不濟,是政權從外部被推翻,而合法性喪失,則是政權從內部崩潰。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蘇聯的崩潰。蘇聯的崩潰當然是因為統治合法性的喪失,而不是因為其他的所謂經濟不振之類的原因。如果說經濟不好就要崩潰,那北韓就是反例。北韓經濟曾經極其困難,但政權並沒有崩潰。中國在三年災害的時候經濟也極其困難,也沒有崩潰。蘇聯的崩潰其實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鼓吹“公開性”和“民主化”,這令人們相信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是不合法的,尤其是政府官方如是說,則令所有人們都相信、甚至不願意相信的人們都不得不相信蘇聯的建立是不合法的,於是蘇聯也就不得不崩潰了。
再一個例子就是滿清的崩潰。請注意滿清不是被推翻的,而是崩潰的。別以為武昌起義那一丁點人就能夠推翻滿清,滿清是因為各個手握兵權的封疆大吏背叛而崩潰的。滿清的統治合法性喪失是首先因為對外戰事不濟而導致精英們不滿、由不滿而改革(洋務運動)、由改革失敗(甲午戰敗)而絕望,繼而要求立憲。要求立憲實際上已經不相信帝制合法了,而滿清政府也同意立憲,這等於是滿清政府自己也宣布帝制不合法。但滿清政府最後又反悔,結果是祗要有一點火花,立即就會導致崩潰。攝政王當時還大言不慚的說“有兵在”,實在是不明白“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道理。表面上好像手握重兵,而實際上由於合法性的喪失,手下封疆大吏們都有覬覦之心。武昌槍聲一響,各省都紛紛通電“獨立”,滿清終於就這麼垮掉了。
由於合法性為國家政權之第一大事,不能受任何質疑,所以從古至今變法極難成功、成功的也就商鞅變法那一次,而本朝的變法至今可以說成功了一半、有望能竟全功,而這都全賴於一方面“四個堅持”、一方面靈活地對意識形態進行技術上的詮釋。這也是五千年的文明纔有幸孕育出了這些有遠見卓識的領袖,這是中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