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點我們講講“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點叫“來自於人民”。中國社會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傳統。據我看到的資料,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的高級幹部來自于普通家庭,即使所謂的“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要在各級崗位上經歷過30多年乃至4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才可能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
然後我們看美國,美國國會議員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現在的總統特朗普本人是個超級富翁。所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乾脆說,今天的美國,“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中國政府的“民有”的程度顯然高於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高於像美國這樣資本力量影響過大的國家,也高於像英國這樣的具有貴族傳統的國家。
在2014年的時候,美國學術雜誌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號刊登了一個成果,是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從1991年到2002年間,美國政府的1,800多項政策,幾乎都是通過商業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來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對這些決策的影響幾乎為零。 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點,by the people,“民治”或者說“人民治理”。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問題。究竟怎麼讓人民可以真正治理這個國家。西方一直說,我們的方法就是很簡單,每四年選舉一次國家最高領導人,選舉國會議員,即代議制民主等於人民治理。但在西方內部,有多少人還相信這個說法?我只能說是越來越少了。所以現在西方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Elect and Regret”,選完就遺憾。
以美國國會為例,蓋洛普的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的支持率總是低於20%。說白了無非就是制定了一個法律,規定只要你選上了,那麼不管你今後支持率多少,做得多麼爛,法律上你還是可以代表國民的。
這倒使我想起了當年法國思想家盧梭對英國民主的批評和調侃:他說,英國人只有在四年一次選舉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之後就變成奴隸了。美國人選出了小布希,他治國無方,發動了兩場愚蠢的戰爭,也沒有察覺到2008年金融危機要爆發,結果造成美國這麼多的問題,最後支持率只有20%左右,但他還是號稱代表民治。我覺得這實際上是對民治的一種諷刺。
今年1月份的時候,我參加了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這次論壇的主題是討論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新架構。當時在討論中,一位美國的資深學者認為,新的全球治理架構還是需要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我說,同意,但是如何界定民主才是關鍵。這一定要是一個國際社會通過討論談判達成共識的民主,而不是、絕對不能是美式民主。因為現在美式民主連美國總統本人都非常不滿意。
這位學者可能都沒想到人家會問這個問題,他說民主還能有其他形式嗎?我說,你講這話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你真的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好,Please stay with it,你自己留著用,千萬不要拉其他國家一起下水,中國是肯定不奉陪的。
那麼過去幾十年,中國是怎麼做的?我們是探索自己的民治、民主。我自己想引入“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概念。如果說西方的主流觀點是把民主界定為程式民主、形式民主,認為普選制、多黨制幾乎就等於民主,那麼我們把重點放到了實質民主的探索,即從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和結果出發,來探索程式民主,而不是相反。
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講了這麼一段話,他說中國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這兩個形容詞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理解是,什麼叫更高?就是有更高水準,能夠盡可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又能夠避免西方民主今天顯而易見的各種各樣的弊病:資本力量的影響過大,金錢影響過大,民粹主義問題,短視的政治等等。
那麼什麼叫更切實的民主?就是這個民主要能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政客不停地開空頭支票,搞清談俱樂部。
鄧小平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講過,怎麼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品質。他提了三條:第一是看這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這個制度能不能增進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的發展。
請大家注意,鄧小平把“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放在一起的。現在看這是非常有遠見的。西方政治模式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很多國家搞亂了,人民四分五裂。我們可以看到,敘利亞現在正在進行內戰,阿富汗天天都有爆炸等等等等,結果給人民帶來很多的苦難,沒有幸福生活可言。
實際上中國的民主建設也是圍繞著鄧小平講的這三條展開的。中國比較注意融合自己歷史傳統的元素,社會主義的元素,也包括西方模式中的一些有益元素,所以進行了很多大膽的創新。
這種探索內容非常之廣。比方說產生領導人的方法,美國的方法叫選舉,我把中國探索的方法叫做“選拔+選舉”。中國自己治國理政的許多理念是充滿智慧的,而且是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比方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非常重要。我們也講“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這些觀念都是我們數千年的一種共識,是我們文化的一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坦率地說這與中國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實際上融合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比方說歷史上我們有科舉制度,還有我們黨的幹部傳統,還有西方政治中的一些做法。所以我們今天形成“選拔+選舉”或者說“選拔+某種形式選舉”的一種制度。今天中國一個最高領導人的總體的歷練,遠遠超過西方的領導人。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而且往往治理的人數可能超過一個億,在黨政軍各個部門都工作過。
過去西方有一種觀點,我們有些“公知”也這樣說:只要制度好,選個傻瓜也沒有關係。實際上隨著中國崛起,這種忽悠應該壽終正寢了。今天誰都知道,如果你選出一個傻瓜的話,你的國家就要遭殃。冰島的領導人無能,國家就破產,希臘也是這個問題,美國今天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其實除了這些標準外,我想我們中國還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標準,我也套成英文,比如with the people,“與人民在一起”。我們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總體上與全國人民是一起努力幹出來的。我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們的軍隊叫人民軍隊,我們的員警叫人民警察,我們的鐵路叫人民鐵路,我們的教師叫人民教師,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所以“人民”這兩個字在中國是神聖的。
習近平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什麼是不能改的?“人民”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絕對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上,緊緊地和人民在一起,這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法寶。因為我們堅持這一點,所以在過去全球化的幾十年中,中國絕大多數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
我還想到一個to the people,“到人民中去”,或者“到群眾中去”。我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決策過程是很經典的,中國已經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蘇聯模式下產生的,但後來逐步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中國汲取蘇聯的教訓,現在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新型民主集中制。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需要定期的制度化的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協商,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等,最後達成共識,作出決策,形成計畫。
所以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的話,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迅速崛起的穩固基礎。而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它就無法延續了。比方說,奧巴馬說他唯一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醫改計畫。但總統換了特朗普,馬上就全部推翻了。所以中國模式特點是一屆“接著”一屆幹,直至成功,西方經常是一屆“對著”一屆幹。坦率地說,這個模式跟中國競爭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我的結論很簡單,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一切在於比較。從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在以上五個方面的比較中,我認為我們的模式相對勝出,而且前景看好。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還有不足和很多挑戰。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改革,想辦法做得更好。但我老是講,就是以現在這個水準,我們也可以跟美國模式競爭,我們一點都不害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