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困局
冷戰時期，以“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廣播為代表的西方輿論工具以爭奪國際話語的主導權為重要目標，但當時在人們的心目中這往往被稱為輔助性的“宣傳戰”。“國際話語權”新概念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被普遍認知和廣泛運用，其實反映了人們權力結構意識的深刻變化。從更深層上說，這是冷戰終結的效應之一。因為隨著冷戰的終結以及“冷戰後”狀態的長期持續，加上由冷戰終結所推動的全球化浪潮的到來，原來在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的軍事權力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了，而經濟、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權力重要性上升了，全球化、知識經濟、信息革命、“歷史的終結”、“文明的衝突”、非傳統安全以及“軟權力”等等冷戰後時代的事實、概念和認知，一起塑造著國際社會權力關係的新面貌。“國際話語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中國也是在冷戰後時代這種權力結構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認識到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的。
當然，中國認識到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還有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開放數十年的發展成就在進入新世紀後產生了累積效應，顯示為國家力量的強勁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利益面也隨之日益擴大。但在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由權力界定利益”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命題失去了其當然的合正當性，儘管國際政治的本質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各國對權力和利益的訴求往往進行了更多的“話語包裝”，國際話語權的競爭開始大興其道。而對於崛起的中國來說，如何說明自己發展道路的正當性、如何回應外在世界的質疑和挑戰、如何保障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合理利益，更概括地說，如何處理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都依賴於更多的國際話語權。由此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表現出國際話語權意識的高漲。例如，語言學界提出了漢語的話語權，商界提出了價格的話語權，意識形態部門提出了宣傳的話語權，外交領域提出要提高國際政治議程制定中的話語權，等等。儘管有些關於提升“話語權”的說法可能扭曲了話語權的本意，把話語權概念窄化或泛化了，但不可否認，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意識處在一個急速的增長期。
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的權力份額和權力運用上也存在著多種困局。
其一，綜合實力的崛起，並沒有使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相應程度的提升。
這是我們將冷戰後中國加快崛起的時期與新中國頭30年所擁有的國際話語權進行客觀對比，可以得出的一個總體性結論。按許多人的理解，話語權作為一種“軟實力”，取決於硬實力的大小，中國力量的崛起和綜合實力國際排位的上升，應該會擁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話語權。如果就某些具體國際問題而言，這種說法是可以得到驗證的，比如在北韓核問題的處理上、在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份額上、在人權領域強調對話與合作，等等，都是中國力量增強後國際話語權提升的事例。然而，我們看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不能只看個別的具體的事例，而要從整體上加以觀察。
而在整體上，我們難以下結論說中國比以前擁有了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情況甚至可能相反。在新中國頭30年裡，中國的一些話語在國際上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比如，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上中國發揮強大說服力讓求同存異成為各方相互關係的原則並寫進會議公報；6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至今被寫進西方國際政治教科書中；毛澤東思想對於西方左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成為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的思想和理論來源之一，毛澤東的著作甚至被美國總統肯尼迪擺上案頭；中國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張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響應；70年代，中國確立自己在中美蘇大三角中的發言權，及至80年代前期(這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崛起效應尚沒有顯現)中國關於恢復中蘇關係的三條件被蘇聯全面接受，等等。
相比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國家實力呈現崛起之勢的背景下，中國影響世界的能力雖然在總體上增強了，但也迎來了一波波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自己影響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反而下降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著很複雜的原因。確實，綜合實力或者硬實力的上升，對於增加國際話語權應該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但是，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並不取決於綜合實力或硬實力提升的單一因素。而冷戰終結後國際格局和世界政治體制的轉換，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運動落入低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團結局面走向瓦解等更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時期內對於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影響基本上是消極的。
其二，在未來較長時期內，西方的國際話語權強勢地位和中國的弱勢地位難以根本改變。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戰爭與革命”時代的過去，原來東西方之間的陣營式對立不復存在，因此國際話語權上也少了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式的對抗，一些關於和平、發展、共贏、合作的話語成為國際公共話語的主調。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發展問題的突出等等態勢，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國際公共話語。中國與西方關係的主流也不再是對立和對抗，而是相互依賴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對話與合作成為基本潮流，因而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話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能夠分享平等的話語權了。
事實是，西方仍然擁有主流的和強勢的國際話語權，而中國處於弱勢地位。冷戰終結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輿論解讀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勝利，加之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衝擊和蘇東社會主義的劇變和轉型，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上取得進一步的主導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等源自西方的話語，幾乎所向披靡，成為霸權性的國際話語。所謂“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民主和平論”、“人權高於主權論”、“失敗國家論”等等論調，都是冷戰後時代由美國及歐洲拋出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導性話語的，中國或其他非西方國家幾乎沒有一種話語能與之爭鋒。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自身原因招致的“9·l1”恐怖襲擊後，美國也輕易地就將“反恐”演變為被世界各國所認同和支持的“政治正確”話語。與之相對照，冷戰後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人權改善的事實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決心和行動有目共睹，並且先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話語，如基於公正合理原則的世界新秩序理論，國際關係民主化理論，推進世界多極化理論，和平崛起論和和諧世界論等，但中國的這些遠見卓識在影響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顯理論缺陷的“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這些西方話語。不僅如此，中國更是不斷地受到西方話語的攻擊和貶損。
既有“中國崩潰論”等各種唱衰中國的論調，更有層出不窮的“中國威脅論”；既有“銀河號事件”中美國對中國“偷運”禁運物資給美國之敵對國家的誣陷，也有“李文和案”背後美國對中國是“間諜國家”的子虛烏有的指控；既有對所謂中國“血汗工廠”的居高臨下的道義批判，又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責難和“年度審查報告”；中國的崛起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當訴求，卻總是有人認為是對美國的霸權的挑戰，似乎美國霸權才是天然合理的；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藏獨勢力要分裂國家主權和領土，西方輿論卻普遍地將之宣傳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人權迫害。如此等等，表明瞭冷戰終結至今，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上的總體強勢和主流地位，中國明顯處於弱勢。
其三，“與世界接軌”帶來的話語權困局。
新中國的頭30年，從“一邊倒”到“兩個拳頭打人’，既反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又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敢於挑戰美國和蘇聯主宰的國際體制，具有某種“反體制”的色彩。這個時期的中國國際話語權極富特色，頗有國際感召力。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蘇大三角的形成，中國把自己主張的“反霸條款”寫進了中美、中日關係的條約文本，在國際話語權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強大的影響力。此後，世界潮流開始變化，原來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話語逐漸衰退。
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轉向學習西方合理的經濟制度和文明成果，逐漸推進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跨入21世紀後，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與世界接軌”，幾乎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化時代相互依賴的世界。在“與世界接軌”的進程中，西方話語大量湧入，並多數被中國所採用。比如，在經濟領域中採用了商品價值、市場經濟、股份制、股票交易、投資、私有產權等等概念所構成的話語體系；在政治領域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話語也被我們接受和採用，並認定這些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外交領域，國家利益、權力及軟權力、地緣政治、人道主義災難等說法紛紛進入我們的外交話語體系；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自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文化熱、哲學熱興起之後，西方的思潮夾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概念和話語大量“入侵”，中國學界爭論的一些最熱烈的話題，如存在主義、非理性主義、後現代、後結構主義、“歷史的終結”、“文明的衝突”，等等，都源於西方。一種通常的模式是：西方在設置話題，我們則跟著討論。各個學科都在努力地“與世界接軌”，西方話語已經成為各學科的主流話語。無疑，“與世界接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世界”已經確立的話語的接受和話語權的認同。
相應地，由於缺乏建立在中國自身文化和經濟根基之上的強勢話語與之抗衡。“中國話語”反而成為弱勢話語。結果是，我們即使批判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也往往是採用西方的概念、數據、話語和邏輯體系，往往陷入人家的話語和邏輯圈套之中。可想而知，我們在採用大量西方話語之後，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陷入了一種尷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