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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英國公投上癮了。

近期呼籲二次公投的聲音一波高過一波,不僅僅是布萊爾、梅杰、克萊格、赫塞爾廷等的前政要,就連梅首相內閣中重臣也提出要求認真考慮二次公投,理由是英國脫歐已陷困境,目前關于脫歐的任何提議都無法在議會獲得多數,因此“解鈴還需系鈴人”,相信英國民眾經過兩年多的煎熬后會變得更加“理性”、“成熟”。然而,放眼全球,在民粹主義在多國聲勢日漲的當下,全民公投果然能成為民眾聲音“理性”、“成熟”的表達方式嗎?

公投越來越多、越來越火
其實英國在歷史上是議會制的典範,自從確立“議會至上”的基本原則后,一直對公投是排斥的。直到1975年,英國才就“是否退出歐共體”舉行了首次全民公投。但歐洲歷來是全民公投的“熱土”,涉及的議題五花八門,既包括“國家與歐盟關係”、“勞動力市場改革”、“移民分攤方案”等大政方針,也含有“動物能不能請律師”、“是否允許牛羊長角”等“無厘頭”的小事。

近年來,歐洲國家公投越來越多。目前每年舉行的公投次數約為上世紀初的十倍。僅就成員國與歐盟關係這個議題,就有希臘、丹麥、匈牙利、荷蘭、英國、意大利等舉行過公投。其中的冠軍非瑞士莫屬,這個人口僅840萬的小國自1848年成為聯邦制國家以來,已進行了600多次公投。

無獨有偶,2018年公投在拉美也成了熱門,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危地馬拉、秘魯等紛紛舉行公投。預計下階段還有更多拉美國家將舉行公投,古巴就新憲法,哥斯達黎加對油氣開採,烏拉圭針對安全問題,都將進行全民公投。

公投為何“看上去很美”
公投越來越“火”,因為它“看上去很美”。公投本意是指“將問題交還給人民”,作為一種人人可參與投票的“直接民主”,它最大限度地擴大了民眾直接參政的範圍,代表着更高的權威性,自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近年來,公投不僅受到民眾歡迎,也得到更多西方政客的青睞。不少政客已將這“權力遊戲”玩得爐火純青。

首先,公投是西方政客以內制外的“殺手鐧”。歐洲國家在處理與歐盟關係問題上,就很擅長以公投作為籌碼來討價還價。1992年,丹麥公投否決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迫使歐方同意丹麥在貨幣、防務、司法及內政等領域享有“特權”;1995年,奧地利、芬蘭、瑞典在加入歐盟問題上,也通過公投分別在外交及貨幣方面贏得更多自主權;愛爾蘭針對《尼斯條約》和《里斯本條約》均發起了公投,分別從歐方要到了“軍事中立地位”和在稅收、墮胎、勞工權利等方面的自主權;2005年,歐洲多國更是對《歐洲憲法條約》舉行或威脅舉行公投,借此換取在歐洲理事會中更大的投票權;2015年,希臘通過公投否決救助協議草案,齊普拉斯總理也拿公投結果要挾歐盟,要求更大的談判空間。

其次,公投是民眾釋放不滿情緒的“出氣筒”。公投一般針對特定問題要求民眾做出“是”或“否”的選擇,具有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特點。但由于重大議題往往錯綜複雜,而民眾具體利益和知識範圍差別很大,很多人不能帶着“充分理性”去投票,更有甚者在情緒裹挾下進行“表達性投票”,不寄望于投票結果,只是單純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彰顯個體存在。

以英國2016年脫歐公投為例,民眾普遍不具備全面權衡脫歐利弊的能力,投票支持脫歐的不少民眾僅僅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想當然地認為脫歐就能擺脫歐盟束縛,重返大英帝國的榮光。不知公投脫歐給英國政治和社會帶來巨大混亂,既加劇了社會分裂,也耗費了大量政治資源和精力。英國媒體認為,參加公投強化了民眾的賭徒心理,公投贏了的一方,就會喜歡公投,輸了的一方,就會討厭公投,但這種情緒的宣洩並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此外,公投是民族分裂勢力用來造勢的“廣告牌”。蘇格蘭民族黨于2014年舉行了蘇格蘭獨立公投,儘管公投失敗,黨領袖薩蒙德辭職,但蘇格蘭民族黨成員不降反增,影響力進一步上升。在英國脫歐過程中,蘇格蘭獨立的呼聲不絕于耳,成為危害國家統一的隱患。加泰羅尼亞地方政府2017年進行了獨立公投,儘管其獨立主張未得到歐洲任何國家支持,推動獨立公投的前地區政府領導人普伊格德蒙特也流亡國外,但其負面影響仍在發酵。今年9月,上百萬人在巴塞羅那集會,要求加泰羅尼亞地區獨立。

最后,公投是民粹主義治國理政的“萬能藥”。墨西哥新任總統洛佩斯被視為“左翼民粹主義”代表人物。他于12月1日就職后,立即採取了一系列讓民眾歡欣鼓舞的舉措。他拒絕入住豪華且長期戒備森嚴的總統官邸,並決定將其像博物館一樣對民眾開放。他拒絕乘坐價值2.18億美元的總統專機,並宣布近期將其拍賣。

最具震撼力的是,洛佩斯誓言推進“公投治國”。他在競選總統期間便承諾將取消墨西哥城新機場項目,勝選后即宣布就此舉行公投。儘管公投結果表明70%的投票者反對建設機場,但公投參與人數只有百余萬人,僅占墨西哥註冊選民約1%,難以證明公投合法性。不過,洛佩斯已明確表示尊重公投結果,而且為了讓民眾更方便地參與公投,他致力于推動修憲,將公共財政、武裝力量、選舉等重大議題全部納入可以公投的範疇。下階段墨西哥公投將涵蓋能源自主、社區建設、社會開支、反腐運動等多個領域。

全民公投還是洛佩斯行使權力的“重要武器”,在公務員工資改革遭遇最高法院阻礙時,洛佩斯的盟友也威脅將使用全民公投發起對最高法院的腐敗調查。洛佩斯希望通過全民公投來完成對墨西哥政治生態的徹底改造。正如特朗普以“推特總統”聞名世界一樣,洛佩斯很可能以“公投總統”而載入史冊。

全球變局下的“時代病”
全民公投大行其道與當前世界大變局息息相關。全球化帶來的經濟關係調整,移民壓力增加,科技迅猛發展,這些巨變給普遍民眾帶來的焦慮感與日俱增。民眾與建制派的疏離感也日益強烈,進而對傳統的代議制民主信任減少。根據2018年一項民調,拉美國家民眾對議會、總統、政黨的信任指數創下15年來新低。只有17.5%的民眾還信任政黨,39%的民眾信任選舉。

而一些政客或利益集團也希望在代議制民主失靈、極端意識掣肘的情況下,維護自身政治利益,順勢通過公投把問題推給民眾,既討好了民眾,又逃避了責任。以秘魯為例,12月9日就四項憲法改革舉行了全民公投。秘魯總統比斯卡拉發起此次全民公投涉及改革國家司法委員會、規範政黨籌資、取消議員連選連任和恢復議會兩院制,明里是以打擊腐敗、推動政治改革為由,暗裡也希望趁機削弱反對黨對議會的控制。公投結束后,比斯卡拉的民意支持率上升至66%,連續三個月將民意支持率保持在60%以上,創下了本世紀秘魯總統的新紀錄。

有英國媒體認為,公投泛濫已成為一種“時代病”,建制派精英們在無力推動政策時,便打着直接民主的旗號來轉嫁風險,致使公投幾乎成為了渡過危機的“標配”。這種廉價的、缺乏擔當的短期行為弊端越來越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也在質問西方政客,到底該“優雅而精確地做錯一件事,還是笨拙而粗糙地做對一件事”。

公投與變革的悖論
民主理論上承認了民眾的天然正確性,但現實中民眾的聲音是雜亂的、虛弱的。民主制度如沒有敢于擔當的強勢領導進行有效決策,往往無法兌現民主的科學價值,反而為少數利益集團操控烏合之眾開啟了方便之門。

理想的公投需要具備太多要素,或許很難在現實中操作,而歷史上西方自身對全民公投這種“直接民主”的質疑與反思從來沒有斷絕。英國前首相艾德禮就稱公投是“獨裁者和煽動者的工具”。在美國建國初期,“國父”們對古希臘式“直接民主”的批評仍言猶在耳:富蘭克林認為直接民主“好比兩只狼和一頭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么”;杰斐遜表示“如果51%的人可以剝奪49%的人的權利,民主就是暴民統治”;麥迪遜則強調直接民主“一直上演着鬥爭和騷亂”,“大多短命而后暴亡”。因此在美國的制度設計上採用“共和制民主”,摒棄了“直接民主”,重大議題不會通過全民公投來決定,連總統也不是按民眾絕對票數選出來的。但在全民公投席捲西方的背景下,美國也難以安穩如山,它自己也有數不清的麻煩,社會不平等加劇、工資收入增加緩慢、債務水平居高不下、排外主義抬頭、政治黨爭不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滋生全民公投的土壤。

西方政治當前的悖論是,民眾普遍呼喚變革,渴望出現敢于擔當的強勢領袖。而在全民公投甚囂塵上的時代,西方很難產生這樣的政治家。如果將法國總統馬克龍算上一個的話,他最近的日子可不好過。法國的“黃背心”已出離憤怒了,民眾不僅呼喊着要求馬克龍下台的口號,他們還大聲疾呼着,“法國需要瑞士式全民公投”,“民眾必須要對政府的政策進行全民公投”。

看來全民公投的確有“癮”。

(作者單位:重慶市西部法律研究院)

https://www.toutiao.com/a6641881615150613005/



有幾句很值得深思~

1. 公投越來越“火”,因為它“看上去很美”。公投本意是指“將問題交還給人民”,作為一種人人可參與投票的“直接民主”,它最大限度地擴大了民眾直接參政的範圍,代表着更高的權威性,自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

2. 建制派精英們在無力推動政策時,便打着直接民主的旗號來轉嫁風險,致使公投幾乎成為了渡過危機的“標配”。

3. 民主理論上承認了民眾的天然正確性,但現實中民眾的聲音是雜亂的、虛弱的。民主制度如沒有敢于擔當的強勢領導進行有效決策,往往無法兌現民主的科學價值,反而為少數利益集團操控烏合之眾開啟了方便之門。



看上來很美的公投,卻成為精英卸責的工具,很大可能導向更壞的結果
感覺就是一個繞不開的陷阱,明知將會深陷險地仍然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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