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時代的工程規劃鮮見大白象,是因為殖民地政府基建是需求帶動,社會有需要,經過反覆論證才會拍板去馬。啟德機場飽和多年,一直到89年後衞奕信推出玫瑰園計劃才付諸實行。1997年後香港基建投資變成了官僚政治帶動,無需理性論證,即使有所謂評估,亦係求其亂作,再無理性規劃可言。
港式計劃經濟第一次引發衝突是董建華年代,英國培養的文官拒絕了老董假大空的鴻圖大計,數碼港計劃單一招標更犯眾怒,官商勾結之說甚囂塵上。老董科技大躍進運動虛耗大量公帑,但對經濟發展毫無幫助,香港成為亞洲金融風暴受衝擊經濟體之中復蘇最慢地區。由北京主導的港式計劃經濟,違反97前需求帶動的政策原則,公務員抵抗理所當然。老董於是廢掉公務員權力,另組問責班子,以為咁就可以落實港式計劃經濟,殊不知烏合之眾引起公眾更大不滿,23條一役觸發50萬群眾上街,而老董廢掉政務官政治角色,亦未能令中央設定的基建成功上馬,朱鎔基公開訓斥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中央決定起用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取而代之,利用他熟悉公務員思維,可以說服他們接受計劃經濟模式,加上人民公敵董建華下台,在政治鐘擺效應下,人心思治,曾蔭權十大工程獲市民及立法會黨派支持。現在完成的大型基建項目,就係曾蔭權年代成功執行北京交付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