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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要綜合各種經得起篩選的方案,他們可稱為社會工程師,應是實幹的。嚴格來說,社會批判者也有參與社會工程,但分工不同。我的傾向是社會批判,較少建議具體政策,更習慣指出某某政策會帶來甚麼問題,我可歸屬為建設派,但絕非建制派,有時是反對派,與破壞派卻是南轅北轍。

中國社會近年急劇變化,顯然有不少社會工程在進行着。究竟中國在打造着一個甚麼社會?這是多維度的,這裏只談兩個維度。

在精神面貌上,理想的心態似乎是一種大秦帝國式勇武儉樸能吃苦有憂患意識,或近似斯巴達式的尚武精神。所以政府對那些「娘炮」式的圈粉活動,或年輕人沉迷於打機特別反感。中國人民尚未真正富起來,面對的國內外挑戰十分嚴峻,所以培養出足夠強悍的戰鬥精神被認為十分重要。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也朝這方向走。

另一個維度是人民要組織起來,若有新政策方向,人民及政府都要有很強的執行力。新冠抗疫中,中國的組織力得到嚴厲的考驗,世界上似乎並沒有一個國家能把封城、隔離、打針等行動進行得這麼徹底,而且社會中的配合能這麼及時,例如封城時食物送外賣能大規模地進行,驗疫及制造疫苗口罩等也迅速高效。在此組織力及執行力的背後是高新通訊科技及大數據。個人的手機便是一個連接世界的數碼指揮中心及製造新數據的工具。沒有了內地高度發達深入社會最基層的手機及相關程式,外賣不會這麼方便,追蹤患者也會十分困難。這些條件香港便遠遠落後,美國便更加不用說,其人民祟尚個人主義及私隱,社會組織靠市場維繫,遇上抗疫此等市場解決不到的問題,很多困難便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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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好的政策見到成效作出支持, 對壞的政策見到斃端而提出意見, 才是真正的批判思維。
反之逢政必反, 或逢政必和, 就只能說是跟屁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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