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省榆中縣新營鄉謝家營村山頂社，村民楊育祥勞作一年，手頭上只有一千塊錢的收入，根本不夠交兩個孩子的學費。夫婦倆不得不作出了一個無奈的決斷——犧牲女兒的學業。為了顯示表面上的「公平」，父親設計了一個小小的計謀，他手裡捏著兩個紙團，對兩個孩子說：「現在家裡沒錢，你們只能有一個人上學，你們抓鬮吧，抓上的就把錢（學費）交了。」他讓十八歲的大女兒楊英芳先抓鬮，其實手裡的兩個紙團都是空白的。女兒隨意拿過一個紙團，打開一看，紙上什麼都沒有，她一下子癱倒在地。
晚上，楊英芳獨自來到離家不遠處的一個叫二懷溝的地方，身後是深達三百多米的懸崖。她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書沒有辦法念了，我突然很絕望，就跳了下去。」她摔到了一片沙土之中，血肉模糊卻沒有致命傷。這裡人跡罕至，她趴在地上忍受著劇痛呆了整整三天。經過幾次暈迷，「突然聽見上面有幾個娃娃，我就呼救」。幾名放羊的孩子發現了躺在懸崖下的楊英芳，她死裡逃生了。
楊英芳被救回了家。楊育祥難以忘記見到女兒剛剛蘇醒過來的情形：女兒睜開眼睛叫了一聲：「爸爸。」又昏迷過去了。父親用臉挨著女兒毫無血色的臉蛋，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心中充滿內疚和自責。家貧如洗的楊育祥沒有錢送孩子上醫院治療，「直到女兒出事後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給了一千元錢，到醫院看的」。
楊育祥還是將事情的真相告訴了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女兒。說起這次「精心安排」的抓鬮事件，這位忠厚老實的父親嚎啕大哭起來：「我是實在沒有錢啊！」對於同樣無辜的楊英芳來說，她無法理解命運為何如此殘酷。楊英芳成績優秀，本來有考上大學的希望，當繼續讀書的機會戛然而止的時候，她無法接受這個可怕的事實，「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下來一樣」。她在獲救之後昏迷了好幾天，只記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學去了。「我就想著只有上學才能改變我的命運。」她躺在炕上，翻著書本，這是她惟一的寄託。
據楊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學的張少華副校長介紹，考上大學是這裡的孩子改變命運的惟一出路，孩子上高中期間的各種支出是農村家庭最大的負擔，是「黎明前的黑暗」。楊英芳和父親都沒有任何過錯，應當指責的是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過少。然而，有一個名叫鄢烈山的評論家，卻居高臨下地批評楊英芳缺乏「生活的勇氣和信念」，並建議楊英芳應當先去城市打工，積累生活經驗。我不知道這個自詡為大眾「良心」的雜文家，究竟有沒有真正的「良心」。他不去思索造成這一悲劇的制度性根源，以及中國教育制度的重大缺陷，反倒建議這個以死抗爭的孩子出門去打工，說些「好女子志在四方」的空話，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鄢大作家在經濟富裕的廣州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並將孩子送到英國接受老牌帝國主義的貴族教育，卻大言不慚地指責一個被生活逼到絕路上的鄉村女孩。文人無行，莫過於此。
同樣是在甘肅，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十一點，皋蘭縣一中高三女學生小青（化名）下晚自習後，在宿舍偷偷喝下了一瓶農藥「敵敵畏」。不久，舍友們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農藥味，隨後就看見小青痛苦地在床上翻滾呻吟。老師和同學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將其送往醫院搶救。她服毒自殺的原因是擔心自己家庭困難，無力支付一百多元的高考報名費。
小青的母親趕到醫院，一邊哭泣一邊呼喊女兒的名字。她告訴大家，家裡經濟困難，今年家裡的房屋倒塌了一半，但全家還是全力支付孩子上學的費用。而該學校的副校長表示，小青在學校學習相當刻苦，成績也很優秀，是同學和老師眼中的好學生。近期學校要收一百多元的高考報名費，令家庭困難的小青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這可能是導致她喝農藥自殺的原因。將小青逼上絕路的居然是對許多城裡人來說輕如鴻毛的一百多元錢，可見貧窮是何等可怕，而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是何等不足。
在這群生活在絕望和哀怨中的農村孩子當中，馬燕是一個幸運的「例外」。她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一名偶然到她家中採訪的法國記者，這位元記者將她的日記編輯成書，翻譯成法文，並在法國公開出版。此書上市之後立即引起巨大轟動，馬燕的命運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然而，倚靠西方人的好心和善心，倚靠外來的捐助和善款，只能改變極少數農村孩子的處境，這不是一個值得期待和可以推廣的方法。如果政府部門繼續不作為，如果教育經費不大幅增加和向農村的基礎教育傾斜，大多數農村的孩子只能繼續「自動」地失去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乃至「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教育經費不大幅增加和向農村的基礎教育傾斜，大多數農村的孩子只能繼續『自動』地失去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乃至『永世不得翻身』。」（示意圖，美聯社）孩子們為爭取受教育的權利選擇了自殺，這種毅然終結生命的舉動，不是向父母抗議，乃是向一個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經濟文化秩序抗議。然而，孱弱的楊英芳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沒有人為此負責，沒有人傾聽這撕心裂肺的呼喊，大部分人都像鄢烈山那樣站在一邊說風涼話。當一個社會失去基本的同情心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和睦相處的可能也就喪失了，這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也就動搖了。
孩子們正在死去，父母們也在被逼上絕路。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歲的雲南女孩鄧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醫學院。然而，這個消息並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任何的歡樂，卻成為她的母親的催命符。因家庭貧困，她的母親擔心交不起女兒的高額學費，於八月一日上吊自殺。如果說農村孩子的高中生涯乃是「黎明前的黑暗」，那麼他們熬到高中畢業、靠著極端的刻苦精神考入大學，「黎明」也並未來臨，「黑暗」也並未結束。更大的考驗在等待著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我寧可沒有考上，寧可永遠在家裡種地種田，寧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是我害了媽媽！」一個多月來，失去母親的鄧欣的淚水幾乎沒有幹過。
如今，大學之門表面上向所有的孩子敞開，無論是農村的孩子還是城市的孩子，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種表面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巨大的不平等。且不說地區間招生名額分配上的重大差異，那天文數字般不斷增長的學費、雜費和生活費，讓許多已經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不得不望而卻步。他們的家庭為了供養他們完成學業，大都欠下了巨額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