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民族團結，必須認清某些錯誤思潮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共的成功經驗就是：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群眾的一部分，但絕不是人民的全部。
而“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決了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雖然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慾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亂的混亂局面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
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
為什么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
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
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耀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
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后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
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么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耀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志和當地維吾爾同志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面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的蓋子，丟了毛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后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三十多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只是中國和西方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他當時出的很多政策都對中國後來30年的動蕩負有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