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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領袖們還活着。有些活得很滋潤。有些日子緊巴巴。他們永遠無法從六四的陰影中走出。這陰影有些是別人給的,有些是自己抓住不放。


網上可以看到很多反省六四的文章。我對于某些事後諸葛亮的評論不以為然,假設六四當時某人應該如何反應,某人應該如何決策,好像整個六四運動可以很容易被某幾個領袖、黑手或黨內人物控制似的。實際上置身于那個環境,每人得到的信息都不一樣,沒有誰真正可以控制大局。


我同情柴玲,她的一些想法和行為可以說卑鄙無恥,但真實體現了一個女人內心的虛弱。我也同情李祿,他的某些話暴露了他是個投機分子,但是有多少領袖敢說他沒有政治投機的意圖?


我們這些普通學生和劉剛這些人不一樣,他們是時刻做好準備,隨時準備找機會鬧事的。我只是一個看客,領袖們的指示符合我的愛好,推波助瀾,一旦他們的指示或決策不符合我們的愛好,對不起,你們自己一邊玩去,與我們無關。如果誰以為領袖們可以決定一切,那就錯了。別人可以責怪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推選出最激進的學生領袖,到了極端就是柴玲這樣的要制造流血事件保護自己的安全。我當時也喜歡比較激進的領袖,我喜歡看到運動鬧得大,更希望看到中共下台。戒嚴令頒發的時候,我深信一旦馬上回校複課,等待我們的必是秋后算賬,學生領袖要坐牢槍斃,沒人相信黨的承諾。是恐懼和不信任迫使人們選出激進的領袖。柴玲心理的軟弱也是我們心理的軟弱。


看到某人指責學生市民在學運之初反官倒、反鄧小平、反趙紫陽,我只能認為他是個遠離現實的夢想者。紀念胡耀邦的學潮如果打出支持鄧小平趙紫陽的旗號,恐怕倡導者早被人罵個半死,永遠不可能成為領袖,也不可能有六四。


某些人指責學生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旗號是跪着造反。如果學生運動宣傳的主旋律是“打倒共產黨”,絕大多數人絕對不敢參加,那些學校的老師也不敢集體聲援,普通人都是膽怯的,都是投機的,這點毫無疑問。


現在很多人指責學生領袖把天安門三勇士扭送給公安機關。當時絕大多數學生市民都是支持他們這樣決策的,我本人也認為三勇士是特務破壞。如果把整個學生運動的聲譽看作最高目標,這種行為一定要制止。我反對他們移交給政府,是認為一旦他們落入政府手中,就可以被政府利用抹黑學運。現在我的觀點有了變化,對當時這個決策的反感之處在于: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為了學運大局和所謂的國家民族前途,就可以犧牲個人嗎?因為他們的行動給學生運動帶來威脅——至少當時大多數人這么認為——就可以懲罰他們?


89年絕食的時候,如果有一個人在廣場宣稱絕食學生都是精神不正常,學生領袖都是野心家,這人可能被人打個半死。那時候學生運動已經被神聖化,而人們頗有些教徒衛道的心態。


網上的很多回憶文章,仔細看了,覺得大多學生領袖都沉浸在自己的過去不能自拔。糾纏于誰是誰錯,為功勞和責任的問題爭論很久。責任和功勞很重要嗎?還指望論功行賞?


我尊重沈彤的選擇,尊重柴玲的選擇。不因為他們是六四領袖,就對他們有過高的期望。六四出頭當領袖是他們自己的決定,現在也是他們自己的決定。對六四領袖有更高的人品要求,是自作多情。


對六四領袖的能力有過高的要求,也是自作多情。學生領袖不是一個門檻很高的職位,有些是膽子大一點,別人一推選就不好意思拒絕了,有些人一時血氣衝動,從一個不問政治的人一下子變成領袖也是有的。我當年也差點被推選為學生領袖,因為我本人的理想是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對政治毫無興趣,才沒出頭。學生領袖是不需要爭搶的,大家都躲在後面,等別人出頭,自己好跟着鬧。


一個企業如果有了失誤就彼此指責、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這樣的企業決無前途。企業用人若根據18年前對企業的貢獻制定職權高低,恐怕也是災難。有競爭力的企業是根據當前能力來定位的。


六四領袖們多半有心理創傷。有些改行了,有些招安了,還有些堅守着。我們只是在大家當前的表現中看,誰可以做朋友,誰不可以做朋友,誰還可能成為未來的領袖,誰不具備領袖的能力。


領袖的身份只是一張皮,退去領袖這張皮,留下本真的活生生的人。


那些死抱着這張皮不放的,那就繼續裹着這張皮懷舊。


我想用尖酸的而不是厚道的態度嘲笑那些還沉浸在往日輝煌中的民運大佬:79民運,89民運,文革民運……


89民運領袖去死吧。79民運領袖去死吧。文革民運領袖去死吧。


我只要看到你們蛻皮后的樣子,那張領袖的破皮,捨不得燒掉的,就收起來,別拿出來炫耀,我沒興趣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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