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即在於美國顛覆他人政權最簡單和有效的一個手段就是攛掇中下層軍官造反，羅馬尼亞如是，薩達姆的上臺和下臺如是，埃及也如是，而陳炳德當然直截了當的拒絕了這一建議。

實際上，在中方向美方提出的重要要求沒有得到明確滿意回答的情況下，中方不會按美方的想法，建立2＋2會談機制。連一個軍事高層的2+2談話都建立的如此困難。可見中共對於軍隊絕對領導權抓的有多麼的緊。

那麼除了蘇聯的自上而下的政權更迭方式，現在西亞北非的情況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大多是民眾自發起來反抗之後軍方倒戈導致國家政權變更，這也不失為一種方式。

現在咱們來談談這個方面的可能性。

其實，總結導致中東西亞政變以及暴力衝突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種：

1.青年人比率過大，整個社會風氣偏激進以及希望改變（根源）；
2.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失業率過高，很多人處於閒雜的狀態（主要原因）；
3.老人政治（重要原因以及導火索）；
4.國家區域面積過小，容易串聯和統一行動（重要原因）；
5.貪污腐敗現象嚴重以及言論管制等其他不民主情況（次要原因以及導火索之一）；
6.外界的演變（其他原因）。

之所以把貪污腐敗現象以及言論官制列為其他原因而非主要或重要原因，是因為就日常表現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對於貪污腐敗現象的容忍度遠高於西方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民眾主要不能容忍腐敗且停滯）。

同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對於發生騷擾乃至暴力衝突和革命的可能性也做了一個百分比的計算標準（扔鞋指數），各因素權重如下：

2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總人口的比例（35%）、領導人執政的年數（15%）、腐敗情況（15%）、民主狀況（15%）、人均GDP（10%）、新聞申查制度（5%）和25歲以下人的絕對人數（5%）。

那麼如果按這個權重比率來看的話，目前中國發生騷亂並影響政權更迭的幾率並不大，中國目前只在民主程度、腐敗程度和審查制度受到的詬病較多，而這三個加起來的比例只占了三分之一。

首先來說老人政治這個因素，前面在關於蘇聯道路的也提及了。

老人政治最大的惡果在於其執政者的長期執政極有可能引發民眾對於其的厭惡感，特別是對於渴望改變的年輕人來說，老人政治長期不改變的弊端根本讓他們難以忍受
而西方制度的精明之處在於其使民眾相信“政治坐莊者的改變及輪換就會帶來前進”，而西亞北非的執政者正是失敗在此。縱然再偉大的建國或執政者，長期的坐莊都會令人生厭或者令其群眾基礎發生動搖。

再說年輕人比例以及絕對人數這一因素。

眾所周知的是，年輕人都比較激進，並且期望改變。年輕人實際上想要的可能只是改變，對於他們而言，改變的意義永遠並且遠遠大於一潭死水。

即使這種改變可能會導致不好的結果，即使你苦口婆心的告訴他們這個結果很可能是同他們的意願背道而馳，他們仍寄希望於改變，並且覺得自己能夠讓結果變得更好。很常見的兩句話是“你都沒做，你怎麼知道結果是什麼”以及“我相信我可以的”。
   
如果再把年輕人的比例以及失業率結合起來看，這個問題也就更明瞭了。

用一個詞來概括：叫閑則生事，而且閑的人還是異常激進的青年群體。這也就是為什麼常常會有村官政策、會有西部支教的工作，政府會不斷的引進企業，其目的都指向控制失業率，提高就業率，防止“閑”這個狀態的持久。

接著說國土面積小的這個問題。

這個不做過多的解釋，對於中國這個國土面積超大，國家人口超多的人來說。如果說想要自下而上的革命，其串聯的難度極大。

中國共產黨在內憂外患的、民怨極大，並且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四分五裂的時代，自下而上的革命尚且用了22年的時間，就可以預知這種革命方式的難度。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抗日給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苟延殘喘的機會，如果沒有日本入侵蔣介石可能就會消滅了共產黨（長征階段中國共產黨確實面臨著被消滅的極大可能）。

但問題在於，對於蔣介石來說，將戰爭（包括抗日以及之前的圍剿行動）這一本身可以利用勝利提高其威望和支援率的機會轉化為對其政權的指責本身就是非正常的現象，更會讓當時的民眾產生一個政權外不能抵禦入侵，內不能平定內亂，這樣的政權自然會被人詬病甚至拋棄的觀念。

而對中共來說，以前的抗日勝利給他們加了分，而現在的戰爭照樣能夠給共產黨加分。戰爭對於蔣介石來說是弊大於利，但對於共產黨來說就是利大於弊了。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指望借共產黨對外戰爭之時策反或革命成功未免有些幼稚和異想天開。

另外，一般來說，隨著國與民在技術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中美俄這樣的地域大國和軍事大國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被政權更迭的可能性將越來越低。只能說指望各國最高領導層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任務，但隨著決策人的範圍和數量的不斷擴大，這種方式的可能性也將微乎其微。

至於說貪污腐敗以及外界演變的情況，這裡暫時不作探討。
   
而且看中共的政策變化，其在過去的三十年算是做到了不偏不倚。

從改革開放的初期偏向農村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後逐漸開始轉向城鎮，再到兩千年之後的回歸農村，這使得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都不同程度的獲得了好處。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革命的來襲。

就連近幾年導致民怨極大的房價和物價上漲，房價是從05年才逐漸開始（英國《經濟學人》資料：自2000年1季度以來一些國家房價的變化指數，棕色的為中國）。物價上漲是08年的時候開始的（在之前民眾則享受了好幾年低通脹的福利）。而對於這兩個問題，中共以及政府已經開始大幅度的政策控制及著手解決了。

論證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改朝換代的方式的可能性，再來說說革命（即上面提及的自下而上的形式）的結果。

歷史上眾多革命的歷程和結果表明，革命是埋葬舊制度創立新制度的一種重要方式，但革命的結果卻多種多樣，民主只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結果。

現代歷史上尤其是殖民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性質及成分異常複雜，專制復辟、軍人獨裁、神學政權都曾在歷史上成為革命的結果，甚至會存在以民主為追求的革命最終走向了異端的情況。民主、自由的觀念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走一條中國自己的、穩健的民主發展之路，同樣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基本政治認同。而中國今天的基本政治穩定，最大的塑造力的確在於民眾對穩定的願望，而非政府對於資訊的限制。

當今中國群體性事件頻發的確會成為暴力衝突乃至革命的導火索，對所謂的“革命”形勢樂觀且樂見其成的人在當前並不少。但對此樂觀的人往往可能會忘記十年前的國企改革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烈度及廣度並不比今天小，甚至超過當今，而當年事情的緩和甚至解決也能夠窺探出當代中國政權對於激烈衝突的忍耐度和能夠緩和的空間之大。

當然，目前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原因不僅在於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及方法技巧上出現了錯位、錯誤和失誤，也在於目前政府對於這些群體性事件的認識不足。而認識不足，既有“維穩”意識在作怪，視群體性事件以及遊行示威為猛虎，同時也暴露出政府管理問題所遺留的巨大慣性。

但就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而言，只要能在主流為非暴力的前提下，遊行示威是和平年代除了互聯網之外民眾情緒最大的泄壓閥，也是促成當地乃至中央執政者反思和警醒的有效方式之一。如何有效的利用好互聯網以及遊行示威而非單一的圍堵才應該是之後執政者需要去反思和行動的。

總體來說，當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為執政黨繼續執政提供了最主要的合法性來源，同時依靠官員政績及才能而考核及升職的管道也讓社會精英有了更好提升和流動的平臺，而這樣的平臺也確實能夠選拔和鍛煉出最優秀的政經管理人才。

同時，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緩慢，但在幾個關鍵節點上也有著力和發揮，黨內民主也在實際上帶動著社會民主。

故西亞北非發生的暴力衝突及改革，實際上對於中國的借鑒作用在於提醒當前執政者不能僅僅拘泥於經濟發展及人均生活水準的提高，更應該將政治體制改革加速提上日程。——利比亞的人均GDP遠高於中國，而且利比亞還有免費醫療等中國尚沒有的民生措施，但還是發生了暴力革命導致了政權更迭。

但西亞北非所發生的事件對於當今中國一些政治陰謀家及圍觀者寄希望利用外部力量挑動內部分裂以達成政權更迭來說並沒有什麼借鑒和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