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
列寧於1924年去世。列寧去世後，史達林先後與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其它黨內老資格的革命家就一國之內能否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國之內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等關係到蘇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產生激烈爭論。史達林堅持一國之內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其它人等則持不同觀點。爭論的結果眾所周知，史達林取得完勝，托洛斯基被驅除出國，流亡國外，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先後被開除出黨，最終槍斃。自列寧去世後，蘇聯宣佈新經濟政策勝利結束，開始把全部工業納入國有軌道，在農村則全力推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制。從1928年起，蘇聯開始了實施第一個國民經濟5年發展計畫。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際上由紀律嚴明的高效率的官吏集團利用國家的力量，成功地統籌建設了一個大國的工業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這個經濟建設的動力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它是一種不完全依賴於金錢對經濟的間接控制驅動的經濟發展，這種發展僅依賴于類似於軍隊的高度紀律性，對經濟進行產量、品質、比例進行全系統控制，最終目的是形成國家整體的強大工業製造能力，其過程並不排斥金錢的“潤滑”，但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並也被納入整體控制計畫中。因此，這種模式的發展迴圈始終保證了官吏集團的絕對控制權，不給商人依靠金融奪取控制力的可能留下任何機會，也不受整個外部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影響。
蘇聯第一次5年計畫的第二年就迎來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由於蘇聯自身體系與入自由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的完全不同質，由於蘇聯作為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敵人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崩潰對其沒有造成任何影響，這樣，蘇聯成為大洪水中的諾亞方舟。利用這次危機，蘇聯從美國和德國引進了大量技術、工程師，甚至把整個工廠都搬了過來。第一次5年計畫取得了輝煌勝利，蘇聯又繼續開始第二個5年計畫。到1938年，蘇聯已經成為強大的工業國家。每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指導原則，就是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如再生產理論，生產資料生產優先於生活資料的原則，重工業生產先於輕工業的原則，不同產品生產需要取得綜合平衡的原則等等。這樣的生產，不可能出現自由資本主義盲目競爭的錯誤，只可能出現計畫人員考慮不周。為此，在一片經濟蕭條的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有人從中看到了光明。作為極端反共的人士，英國的紳士凱恩斯先生巧妙變通地修改了蘇聯的國家全盤控制經濟的理論，讓這個理論能為自由資本主義諸國的資本家們能夠接受。辦法就是由國家控制貨幣的發行規模和速度，以及一些投資專案或方向。由此，為受到重重約束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吏開啟了一個能夠干預經濟的偏門。美國總統羅斯福據此實行新政，由國家實施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容納失業的勞動力。英國首相張伯倫開始大規模地為工人建築住宅，改善工人的待遇。德國則更是輕車熟路，希特勒重拾俾斯麥的政策，與大資本家聯合起來，壟斷了國家的工業建設，同時大張旗鼓地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使得德國奇跡般地在短時間內擺脫了經濟危機。德國建造了世界第一條高速公路，德國為讓每個工人都擁有自己的汽車而專門成立了大眾汽車公司，大量建立工人療養院，讓普通的工人大批帶薪休假療養。
國家的快速復興喚起了德國領導集團和德國人的復仇情緒和擴張野心，希特勒因此而能夠挑起第二次大戰。當他進攻包括法國在內歐洲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諸國時，他的力量真是橫掃千均如卷席。唯獨他調頭向東，進攻蘇聯時，咬到了一顆咬不動的鐵核桃。以變相的老牌古典國家資本主義指導國家建設的法西斯德國這回碰到的是更新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照希特勒在準備“巴巴羅莎計畫”時自己的話說，德國這一次是攻打一個比德國更有精神支柱，更有堅定信仰的國家。戰爭以德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終，這一次德國敗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戰爭是對於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最大考驗。這殘酷的考驗，蘇聯經受住了。戰爭的勝利不可辯駁地證明了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精神力量，以及由這個制度和精神力量轉化出來的堅實物質生產力。戰後蘇聯經濟又高速發展，靠著這個制度，蘇聯成為超級大國，與美國共同管制世界。形成了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全球對峙。
馬克思主義有三大來源，分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古典哲學、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中，英國大資本家歐文是一個具體實踐者，他作為資本家，在他的企業內創造了一整套提高工人生活水準，促進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辦法，合理地與員工分享了分配利潤。歐文的做法，後來在蘇聯通過國家的強力得到普遍的實施和推廣。蘇聯的分配制度和全民福利制度，使得全社會不同階級的收入趨於平等，這樣，生產出的產品總能被人消費。社會性的生產過剩現象被消滅，與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完全相反的一個標誌性現象出現了，這就是短缺。據此為根本基礎，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甚至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微觀經濟學對應，寫出了《短缺經濟學》一書。並指出限制這個制度下的生產企業的最大約束是資源，而限制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的最大約束是需求。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的經濟方向被定為：在工業已經完全實現國有制的基礎上，逐漸把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業轉化為國有制，逐步消滅工業品作為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從而最終消滅商品，實行全面的產品管理與調撥體制。這樣，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會被消滅，階級的殘餘也同時被消滅，從而成為無階級的全民的國家，共產黨在這樣的條件下，也由階級的政黨過渡到全民的政黨。由於有這樣一個方針，蘇聯社會的主要矛盾被解釋為“不斷高漲的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由於有兩大陣營的對峙，不同制度國家間存在著看得見的競爭就是科學技術與軍工航太領域。在這些方面，蘇聯以計劃經濟的模式搞舉國動員，取得不菲的成就。從而也刺激了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以政府的名義進行巨額投資，參與國家間的激烈競爭。
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考察這時的蘇聯社會，就可以發現這個社會還存在著商品，存在著商品的交換，存在城鄉差別，存在著獨立核算的企業單位，存在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差別，這種差別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是巨大的。這樣一種基本狀態，並沒有脫離列寧設想的國家資本主義，是還存在著階級的社會。只不過是一種較為完善的，較為純粹的由國家全面壟斷經濟，在內部採用社會主義措施提高和保證工人待遇的資本主義。因此，對於這樣的國家制度，作為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黨而言，還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還需要繼續革命，需要對如此運轉的國家機器進行高度的控制和利用，並為此保持清醒的頭腦。但令人遺憾的是，處於晚年的史達林卻沒有這樣做，沒有實事求是地把這些科學定義為國家資本主義，並進而承認蘇聯社會的階級與階級鬥爭，並在這樣一種新的狀態中調動蘇聯共產黨積極投身新的階級鬥爭的積極性。結果，誤導了全世界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共產黨人。史達林不承認蘇聯經濟的本質是國家資本主義，給出的一個解釋是僅在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為國家資本主義時期。這一短暫時期渡過後，就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了。而在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之後，蘇聯則開始宣佈“進入無階級社會，全面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軍”。在基本理論上則認為：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平行的體系。平行就不會相交，兩家井水不犯河水。這樣的見解埋下了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強國敗亡的種子。
在蘇聯當時耀眼的光環下，各國共產黨人幾乎沒有人敢對蘇聯的模式提出疑問，提出異議。只有中國歷經艱難困苦革命磨礪出來的領袖毛澤東，敢於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蘇聯發生的一切，並對其社會進行了分析和批判。現在我們從毛澤東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講：“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並重點提到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又講：“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幹部的”。這個講話，實際上間接指出蘇聯還沒有消滅階級，甚至於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上路,並敏銳地感覺到在新的社會中，官吏與群眾的嚴重對立。
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是一貫的，雖然不斷發展，但中間沒有斷裂。後來，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已經發展到了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還存在著階級，存在著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基於這個思想而發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更加清醒地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下，階級鬥爭的問題破題了。文革後期，毛澤東在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談話中更進一步說，我們實行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差別不大，要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和蘇聯徹底決裂，大搞乒乓外交，和美國改善關係，啟用鄧小平，批林批孔批宋江，並說了許多人們當時完全不能夠理解的話。如毛澤東對江青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澤東對斯諾說：我沒有改變什麼，甚至連北京郊區的小村莊都改變不了。再過幾十年，我們這些人在後人眼中都是可笑的。毛澤東對毛遠新說：黨的政策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你要跟的上。等等。現在綜合分析，毛澤東已經完全看清了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本質了。但受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限，僅僅靠不斷的革命衝擊還是無法衝破這一規律。列寧所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就是一條非常曲折的道路，毛澤東不得不對此加以實踐，但他由於生命的時間所限，只能鋪路，卻沒有實踐的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