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 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 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小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哩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哩之外稱 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 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侷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可以說，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不論它的 發音、詞彙以及語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的，這些東西用滿語都很難描述和交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像漢人的建築工 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 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但是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小至為了自己日常 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改造滿語已經是來不及了，滿人除了學習和模仿漢語之外別無 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於是第三種北京話出現了——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裏的一棵小樹、廚房裏的一件工具，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工具，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 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就像日本皇軍學說中國話： 「你的，八路的，幹活？」一樣，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 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日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 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
具體的時間有待考證，在《康熙字典》中的語音跟今天的普通話的語音還是一定的差別的，但是跟其它漢語方言相比已經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了。
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 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押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 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兼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 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 「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衹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裏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 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 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方話與鮮卑語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誰代表了傳統的漢話?這我們不能不回顧到歷史事實。遠的不說，漢族語言文化中心本在黃河流域，東晉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兩度將文化 中心遷往南方。頭一次東晉繼而宋、齊、梁、陳五朝北方完全在鮮卑族北魏，以後是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統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語，可見胡語即 鮮卑語在華北必甚普遍。北齊又因鮮卑人反對情緒，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則今山東、河南以北幾乎都成了鮮卑語通行的地區。第二次南宋南遷，淮河以北 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統治區域。據宋人記載當時河南地區，竟到了「廬人盡能女真語」的地步。說白了就是「連飯鋪夥計都能說女真話」。
鮮卑語詞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著，仔細對比，和今天蒙古語幾乎一模一樣。女真語是滿洲語的古語，對比女真語詞與滿洲語詞競「十同六七」。
鮮卑語既同於蒙古語，女真語又同於滿洲語，而滿蒙語言不管從語詞、語法或語調方面又非常近似。那麼，這兩種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在華北前後竟統治有千年之 久。儘管隋唐統一於前、元朝統一於後，隋唐和元都是帶有極濃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沒能完全恢復漢官威儀，所說的漢話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調，與南方截然 不同。南方語言中至今保存著的「來哉!來哉！」等極近似古漢語的語言，在北方就沒有。北方自《元曲》以來記錄的極近似今天白話的語言，南方也沒有。總體來 說南方語言近似文言，北方語言近似白話。任何文字記錄語言都是記錄當時說話的實況。因此文言所記當是中國古時的語言。南方語言既近似文言，可見南方語言代 表的是傳統的漢話。北方語言則是新加入的北語(叫「胡語」也沒關係)，北人說漢語也是「漢語胡音」，這是早有人說過的。因此北京的語音是「胡音」無疑，決 非原來的漢音。北京語音調既是「胡音」，語言也是漢胡語言的「大雜燴」、「大融合」。例如下面這一句話：
「我帶著哇單客了一趟車站旁邊的那條胡同，想買點東西」。
這句話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還說的活語言，其中「哇單」(wadnn)乃滿語「包袱皮」(兜東西用的)，「客」是滿語「去」(gene)的篩稱，「站」 是蒙古語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語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話，包含了漢、滿、蒙三種語詞，語法是漢語法。詔·音和 語調卻是滿蒙的胡音。誰曾料想到一句北京話會這樣的複雜，它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又是象徵著民族大團結。當然，現在有些少數民族語詞在漢語中表面上看 不出來了。例如：我在內蒙去過一個村子參觀「水土保持」，這個村子名叫「東擀杖」。甚為不解。後來，蒙古族同志告訴我原來叫「東甘珠爾」(「甘珠爾」系藏 語)，竟訛成了「東擀杖」。「擀杖」者「擀而杖」也。「擀麵杖」家家有之，易懂。「甘珠爾」難懂，老百姓且不知其含意，所以按具音近，訛成「擀杖」了。這 種情形在語詞中不知凡兒?多數已難復原，竟被人認為是漢語詞了。其實不是。
所以，清代以京音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官話，為「胡音」無疑。官話通行的範圍，即「漢語胡音」擴展的範圍。據語言學家的意見，漢語官話方言可分為華北官 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宮話。而北京官話即為華北官話的根據和基礎，它的範圍包括今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 自己實踐所得，正和專家所分華北官話區域特點一致。若是從宏觀來看，上述四種漢話中的官話方言，那就除去東南閩、浙、贛、湘、粵少數省份和青、藏外，都屬 於官話方言區。其面積之大更可以想像。
說到這裏我再舉一例：我在內蒙執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學生本來不會漢話的，學會漢話之後，一講即是正確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學生就不 行，總帶鄉音。外國學生更不行，四聲就弄不好。此決非蒙古學生聰穎過於南方學生和留學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現有的惟一解釋就是蒙古語音與北京語音相近。
這反過來證明，北京話的語音不是漢族(保留在江南的)傳統的語音，而是滿蒙語音佔主導地位的「胡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