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曾俊華現象」，筆者認為對曾俊華的個人魅力和其團隊的公關及社交媒體策略的探討已相當充分；然而對於曾俊華的支持者和民意基礎的構成，坊間似乎除了能夠指出由「淺藍」到「淺黃」（甚至「深黃」）光譜組成，傾向中間和略為保守之外，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事實上，曾俊華的支持者屬中間卻又不是建制與泛民之間的中間路線，是保守卻又不是親北京親建制的保守主義，以中產為主卻又有跨階層基礎，基本上已超越了所有香港現有政治框架的解釋範圍。就在筆者如墮雲霧的時候，恰好讀了一本名為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這裏的「Somewhere」意指非精英、無法於海外定居或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書，不但能對「曾俊華現象」背後的民眾政治，得出一個較為具體有力的解釋，而且還發現這種民眾政治與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為象徵的新一輪西方民粹政治，存在着不少共通之處。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ad_banner_pos2');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ad_banner_pos2a'); }); 沒有被代表的大多數說起民粹主義（populism），一直以來都是說的人多，但從來也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一般而言，民粹主義者除了傾向反精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社會存在着一種善良的公共意志，即人們可以組成一個擁有共同理念和利益而大致上同質的群體。有學者指出，有3種特質可以界定推動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包括本土文化主義（nativism）、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和對精英的不信任——這幾點其實同樣可以解釋「曾俊華現象」背後的民意基礎：本土文化主義在香港可演繹為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或者更簡單的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威權主義說穿了亦只不過是對秩序的重視，也屬主流保守主義觀點之一；對精英的不信任在香港則化為對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及參與者的不信任。由此可見，即使上述幾點為民粹主義的表徵，但在香港已變得毫不激進，而且與主流政治密不可分。「曾俊華現象」亦讓我們發現到，原來香港竟然有一種具主流地位的政治及世界觀，很諷刺地一直沒有被主流的建制及泛民政黨所代表，甚至從未被認真關注過的——這種主流政治及世界觀在這次特首選舉中，得到一個向全港以至中央重新展示的機會，而受到關注。這情況在歐洲早已出現：由精英所掌控的中間偏左與偏右的主流政黨逐漸與民眾脫節，這樣自然也無法回應他們的訴求，以致民粹浪潮終於一下子爆發。不過另一方面，這也直接導致民粹政黨溫和化和主流化，確實地填補主要政黨所留下的真空。「體面的民粹主義」與「不情願的沉默大多數」The Road to Somewhere的作者David Goodhart將這種溫和化和主流化的新型民粹主義稱為「體面的民粹主義」（decent populism）。儘管這些體面的民粹主義者大都接受一些稍為脫離規範的事情，但他們仍然認為社會是需要有規範的。同樣道理，正如大多數港人都支持民主，但不代表他們接受以激烈手段爭取民主——這些兼具務實、保守及包容傾向的大多數人，我們一向可能稱他們為「沉默大多數」，然而在這次特首選舉中，我們才發覺他們實際上是「不情願的沉默大多數」，在重要關頭還是會出來表態和發聲的。正如300萬沒有在2015年英國大選中投票的選民，在去年的脫歐公投中投了票，並且大多投了脫歐。同樣地，即使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創新高，但市民——特別是通常屬「沉默大多數」的中間選民——的投入程度，卻不及剛結束的特首選舉，這些人亦大多選擇支持曾俊華。對於這種由民粹主義所主導的政治，其實我們毋須感到抗拒或擔憂。不僅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於1912年成立的進步黨也曾被定性為民粹，而且事實上今天世界上不少的主流政黨，包括美國兩黨及英國的工黨，一開始也無非是個民粹運動，甚至連英國的「新鐵娘子」文翠珊（Theresa May）在其就職演說中，亦採用了軟性的民粹語言：「The government I lead will be driven not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ileged few, but by yours.」（由我所領導的政府不會為有特權的少數人的利益所主導，而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這種做法在今次特首選舉中也為曾俊華所採用，開創了特首選舉的先河，顯示出這種新型中間民粹政治實乃大勢所趨。新型民粹政治的興起，數碼政治當然功不可沒。網絡打破了以往傳統政黨和媒體的壟斷與主導權，現在舊的主流媒體還需反過來跟隨新數碼媒體的方法與步伐。更重要的是，很多市民首次在網絡上找到想聽見的聲音以及能代表他們的人，這也是為何曾俊華陣營能夠在短短兩個月之間成功「曾．Connect」，把「沉默大多數」動員起來，促成他們的政治覺醒。這亦證明了新一代政治所講求的根本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取決於從政者能否達到「情感聰明」（emotionally-intelligent）的要求。中央以至林鄭月娥本人可能對佔整體市民50%至60%的曾俊華支持者，寧願選擇休養生息，也不支持強調經濟發展與民生的林鄭，感到大惑不解。而脫歐公投的例子恰恰讓我們認識到，人民可以為了更充分的政治代表和一個更重視他們的社會，而犧牲他們的經濟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支持留歐的人說穿了只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與便利，反而支持脫歐的人卻作出了取捨，情願放棄利益也要追求驕傲、歸屬感、社區、身分、家的感覺等——這些放到曾俊華的競選工程上面，同樣完全適用，亦解釋到為何其競選工程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因為市民長期被忽視的取向與訴求終於得到正視，事實上這也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夠贏得選舉的主要因素。政經利益與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對立隨着新型民粹政治在香港崛起，意味着香港政治將逐漸以社會、文化、身分主導，而中央一貫以經濟利益與誘因籠絡港人的手段亦早晚會失效。而今次中央繼續以政經利益為前提管控特首選舉，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建制派如今只剩下利益相關者，有志向有理想的人全都被趕到對立面去，可說是自我製造的完全孤立，這樣的建制派難有未來可言。此外，中央的做法亦造成了政經利益與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衝突與對立，變相迫使港人只能在「愛國」與「愛港」之間二選一，其客觀效果與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無異，令以往的統戰工作功虧一簣，為自己的前路製造出更多的障礙。而這些做法的後遺症亦將很快會在往後的香港管治中浮現。
